国足与阿曼的热度还没散去，一则#河北队全员恳请无偿工作#签名请求，让中国足球再次登上热搜。而欠薪问题如何妥善处理，也是中国足球多年来的重要问题。
不过，近期在体育法修订草案中新增的「体育仲裁」章节，借此建立适合国情的体育仲裁制度，也许将在未来，帮助体育行业更好地解决欠薪、合同等纠纷事件。
文 / 刘金涛
编辑 / 殷豪男
11月15日消息，河北队全体员工联名发表公开信，其中写道：「俱乐部已无力缴纳水电费、外出差旅费，但没有拖欠俱乐部员工、教练员和工作人员的工资。在此，我们向各级领导表态，只要河北队能活下去，即日起希望无偿为俱乐部工作，直到俱乐部完成改革，走出困境。」
陷入经营危机的河北队，如今已经停止运营。据《足球报》报道，除了一线队之外，河北队的梯队也均已放假，甚至有小球员已经放弃足球。
在中国足球的「金元时代」落幕后，球员和俱乐部的欠薪事件已经屡见不鲜，公开讨薪者不计其数，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得到理想的结果。
实际上，
中超、中甲以及中乙等联赛的欠薪与合同纠纷，大多都提交至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而不是法院。因为，仲裁委是中国足球处理行业纠纷的最高机构。
众所周知，体育行业的特殊性，使其拥有着「体育自治管理」的特点。其优势在于能够制定符合运动项目特点的规则和规范，高效率地进行纪律处罚和处理纠纷，避免行业规则与国内法律产生冲突。
「体育自治就是一种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排斥外部所施加的干涉和影响的状态，具有一定的封闭性，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来不仅仅是一种行业治理的现状，而且已经发展为了体育自治权。」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文化体育娱乐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体育产业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丁涛律师，在采访中告诉氪体。
不过，足协仲裁委员会并非《体育法》32条规定的体育仲裁机构，并不具备法律层面的强制执行力。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32条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而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则须另行规定。
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欠薪、合同纠纷还是兴奋剂判定等体育争议事件，体育行业纠纷须上诉至协会。因此，当双方需要「对簿公堂」时，体育仲裁机构的存在就显得尤为重要。
积极的一面是，近期在体育法修订草案中，新增了「体育仲裁」章节，建立适合国情的体育仲裁制度，将在未来帮助体育行业更好地解决欠薪、合同等纠纷事件，也将帮助国内的体育仲裁机构完成「从零到一」的改变。
《人民法院报》在《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体育仲裁制度》一文中写到：新增「体育仲裁」章节，是为改变长期以来体育仲裁规定一直未能落地的现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体育仲裁制度。草案明确，国家建立体育仲裁制度，及时、公正解决体育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体育仲裁机构的建立，不仅对于中国足球的利好，对于中国篮球行业的正向发展，亦是如此。
CBA新赛季，如今已经结束第一阶段的赛程。回看这13轮的故事，郭艾伦在赛季初因罚款未缴纳而缺席4场比赛的事件备受关注。而直到今天，这一事件实际上仍未完全解决。
去年11月，CBA联赛以维护品牌形象、保障合作伙伴的权益为由，对21起CBA联赛装备违规事件进行通报和处理。
其中15起发生于2019-2020赛季，另有6起出现在上赛季常规赛前三轮。其中，郭艾伦因累计四次违规，总罚金达到了115万。徐杰、买尔丹等薪水不高的球员，收到了50万元的巨额罚款，引起球迷争议。
据了解，在上赛季结束后，CBA公司在今年7月初召集相关人员举行了一次听证会，对郭艾伦及其他6人提出的联名申诉进行审理。最终，以「当事人存在减轻处罚的情形」为由，对相关人员的罚款金额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这其中，多名球员从原本罚款金额50万元调整为15万元，郭艾伦则从原本的总计115万元罚款调整为了总计65万元罚款。
篮球媒体人苏群在微博中写道
：为什么减了50万呢？不知道，也没有解释。郭艾伦背了一个包包，让谁拍下来放到图片库了，没有去年的疫情谁都不会注意。
球迷一头雾水，球员心里对此也并不认可。据报道，在本赛季缴纳罚款重新上场之后，郭艾伦等球员仍然向中国篮协提出申诉。10月23日，中国篮协方面正式通知相关球员，针对部分球员、教练员对CBA公司罚款提出的申诉请求，已经正式受理并展开调查程序。
「如果借鉴国外的类似规则，比如NBA类似规则，首先是这类罚款措施必须通过听证会，同时罚款数额需要在俱乐部、球员、赞助商、联赛公司等各方权益之间达到一个平衡，让各方了解其他方提出的证据，并进行答辩。」丁涛说到。
此外，郭艾伦等人穿着个人签约品牌，是否属于一种主观上对于联赛赞助品牌的伤害，实际上也有待商榷。丁涛直言道：「如果不是公开场合有意展示，或者存在一定变相推广行为的话，不能算是一种违约行为，至少这里面存在可以探讨的空间。」
同样遭受争议的事件，还有今夏发生在周琦身上的续约问题。
2019年从NBA归来的周琦，由于未进行预注册，因此无法出战CBA的比赛。同样，他的签约权也值得商榷——在2020年4月份，CBA公司参照旧版合同的部分权益，裁定新疆队保留对周琦的两年优先续约权。最终，周琦回归新疆。
而在两个赛季过后，当双方需要重签合同之时，双方产生矛盾。按照合同，新疆队继续享有周琦的D类合同的独家签约权。而周琦方面则认为，当初新疆队在4月份获得周琦的优先签约权，正是因为老合同发挥作用。而根据5月份试行版提到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原则，周琦应该按照老合同来执行，在今夏获得自由身。
双方的续约争议，经历了CBA联赛纪律与争议解决委员会合议庭仲裁、中国篮协仲裁，但周琦均以失败告终。
随后，他愤然退出新赛季CBA并签约澳洲NBL球队。而CBA最好的球员之一就此远走海外，也引起了业内不小的争议。
在11月15日的季前赛中，周琦出战35分钟，拿到17分12篮板3盖帽0失误
从两个事件来看，受损的都不仅有球员，联赛口碑和品牌形象也一样受到伤害。「CBA联赛纪律与争议解决委员会是隶属于CBA公司，公正性与合理性难免不会让人质疑。」丁涛表示。
的确，无论结果如何，体育仲裁机构的诞生，将多给运动员们一个申诉的渠道。要知道，此前全民关注的孙杨仲裁案，就是由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进行的裁决。
「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后续如何落地？采取何种方式建立仲裁机构？受案范围如何？上诉机制怎样？如何进一步规范？等等等，还需要学者、立法专家、体育行业从业人员、司法机构、律师等共同研究探讨。」丁涛说到。
在这之前，我们还可以从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的建立，来打开一些新思路。
体育仲裁法庭（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以下简称CAS）成立于1984年，隶属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ICAS）。
作为一个独立于任何体育组织的机构，CAS会依据当事人的具体需求，通过规定程序来解决体育领域内的纠纷。目前，CAS有来自87个国家的近300名仲裁员，每一位都是体育法学专家，他们每年累计需要处理约300例个案。
在世界体育中，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拥有至高的司法裁决权。CAS宣布的裁决为终局裁决，并自通报之日起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同时，无论是球员、企业还是社会机构，有行动能力的个人或机构，均可以向CAS申请服务。包括运动员、俱乐部、体育联合会、体育赛事组织者、赞助商或电视公司等等。这些纠纷可能是赞助合同类的商业纠纷，也可能是类似兴奋剂案件的纪律纠纷。
在运行过程中，希望向CAS申请仲裁的一方，必须向CAS提交仲裁申请书（普通程序）或上诉声明（上诉程序），其内容由《体育仲裁法》规定。
值得一提的是，在普通程序中，当事人可以自由商定适用于争议案情的法律。如未达成上述协议，则适用瑞士法律。此外在上诉程序中，仲裁员根据上诉所涉机构的规定，并辅之以该机构所在国家的法律作出裁决。
如若当事人不服判决，那么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向瑞士联邦法庭提起司法诉讼，如缺乏管辖权、违反基本程序规则或不符合公共政策等等。
自CAS成立以来，上诉瑞士联邦法院的翻案比率约为7%。
也因此，仲裁程序从开始到结束的各个环节，该机构的建立都不容任何差池。这不仅需要相关机构的加持，对体育和法律行业而言，需要众多从业者的共同努力。
随着体育法修订，我们在建设体育仲裁机构的系统工程中，已经铺设好了地基。未来，关于合同纠纷、欠薪事件以及罚款争议，都有望得到更为妥善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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