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下一个阿波罗登月计划：风投的理性和血性

或许，风投永远面对一个悖论：创业者的理想与公司报表之间的权衡问题。这个问题也与“泡沫问题”紧密相关，面对在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回到创业和投资的起点去想想，创业的天职在于创造出新的价值，风投的天职在于为创新投资。即使有所谓的“泡沫”，对于具体的某个创业者和风投又有什么关系呢？除非创业者创造的价值在风浪面前不堪一击，除非某个风投投了所有startup，否则整体性的泡沫即使爆了，对于他们又有什么危害呢？

但是创新与投资最核心的特质是不确定性，反之，如果不存在不确定性的事件就不是真正的创新与投资。试想，一个百分百的盈利机会，傻子也会赚钱。我们无法用什么理论或模型来消解不确定性。事实上这是理性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投资在凯恩斯看来是被动物精神和所谓的血性决定的。

最近，浙大经济学院叶航教授在微博里重申了这一理念。100年前，是经济学大家Frank Knight在博士论文里做出区分：风险与不确定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我们知道的，后者指我们不知道我们会遭遇什么，而只有风险是可以定量计算的，但是“不确定性”是无法计算的。近几年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也支持了这一划分，动物精神和“血性”，则被脑科学家描述为“ 催产素－多巴胺－ 血清素”三者的互动结果。

我们之前也报道过“定量化的风投业”，定量化本就是人类理性数千来的追求之一，定量与定性本是同根生，但人类的理性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洞察一切未来的力量，人也不是上帝全知全能，仅凭计算就可以洞悉一切。

凯恩斯也曾说过：“如果人类的本性不受到投机的诱惑，也不从创造中取得乐趣（除了取得利润以外），那么，仅凭冷酷的计算，可能不会有大量的投资。”

这也引出了最近《MIT技术评论》最近广为议论的一篇文章：为何我们现在解决不了大问题？作者从阿波罗登月计划的事例出发，当提出阿波罗登月计划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做不到的，但是只用了8年就实现了。

Bruce Gibney写的一份FoundersFund的宣言《未来怎么了？》里说到：“VC不再是未来的投资者了，而只是一些小功能、小应用和不重要的东西的投资者。”Gibney还论述到：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得益于适当的资助。当时阿波罗计划也显得很不切实际，因为它没有获得当时的电子行业那么充裕的资金。

阿波罗计划已经成为一个隐喻，表示我们有技术能力去解决大问题，但是它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模型，现在不是1961年：现在没有类似于冷战那样狂热的历史背景，没有把艰难险阻英雄化的政治家，没有渴望部队里那样富有创造力的纪律性的工程师，也没有对探索太阳系那样的科学神话的大众信仰。

为了鼓励解决大问题的技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而不仅仅只是要求风投做出更好的投资。这些问题背后有一种不可化约的复杂性。

我们不缺乏挑战，十亿人还缺少电，数百万人还喝不到干净的水，气候正在转变，制造业的效率还不高，城市依然面临交通问题，教育依然是一种奢侈品，痴呆和癌症依然在威胁我们的寿命。

这篇文章还把我们引向一个思考：投资人与创业者的博弈性互动。如果创业者仅只是一味投投资人所好，那么这样就会形成一种自我加强的恶性机制，直到“劣币驱逐良币”，再也没有敢于解决根本问题的企业家和企业。

当然，我们期待既能够带来丰厚报酬、又能解决根本问题的企业。但是，这种企业如何诞生并成长，却依赖于创业者和投资人双方的胆识，这种胆识就是理性与血性的结合，这种血性就是对价值的一种英雄式的捍卫与追求。

投资与投机，现在已经有了不同的褒贬含义。但是“投机（speculation）”最根本的含义就是“沉思与观察”，到了1774年，又有了新的含义：“为了追求利润，根据市场价值的涨落而买卖”。沉思，按照王阳明的体悟是“静，以通天下所感”，这也是乔布斯修行一生的东方式的沉思与直觉。对价值的发现依赖于沉思，真正的理性也是从中诞生，而对价值的追求，则依赖于血性。

专注价值的企业比专注盈利模式的企业更能抵御不确定性，但是否更能抵御风险还需深思，而大多风投只知道抵御知道的风险。但真正具有颠覆性冲击力的是那些不确定性的因素，也即黑天鹅事件。自古以来，价值追求更具有反脆弱性，价值是人类抵御不确定性最强大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让我钦佩的投资家始终强调“价值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