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谟

Facebook 总裁 Mark Zuckerberg 和太太 Priscilla Chan 的头一个孩子 Max 降生了。为了庆祝，他们宣布把名下 99% 的 Facebook 股份（价值约 450 亿美元）都捐入自设的慈善机构 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这对夫妇刚过 30 岁，比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决定捐出全副家当的年纪都早得多。媒体大亨 Michael Bloomberg 赞扬：「我向 Mark Zuckerberg 脱帽致意…他为同一代里有能力捐献的人作出了示范。传统的捐献方式——等着垂垂老矣或者死后再捐出来——已经过时了…30 岁取代了过去的 70 岁…多少硅谷的同辈和后生晚辈会跟着他呢？」

这样说起来，中国的富人们似乎落后许多步。不仅 30 岁捐不出来，70 岁及身后也许也捐不出。我见到有评论家说，是中国的税收政策未提供鼓励，也有说是中国人缺乏「在巨富中死去是可耻的」社会价值观。这些都没什么，倒是有一种宽宏大量的态度说：我们大家不必再去追究中国富豪的「吝啬」了，不如都去体味体味人家小扎的高洁。替那些富人们设身想来，真像是好好地走在路上，横地里乍地跳出个人，两手一拦，像怕有人拥上来似的，嚷道：「咱们也别计较这人是个贼了。」便作势要让大家伙散了。拿社会上任一个收入阶层，集体打上「吝啬」、「不仁」的评价，这跟划「黑五类」、「旧社会的资本家」并没有区别，当然心平气和地说「别计较」要比直接喊「打倒」更显出社会的文明进步了。「有钱」这件事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历来就受着诅咒。但凡说一个人「富可敌国」（不过是有钱而已），说一个人「穷奢极欲」（不过是花钱而已），很自然地你就要预感这人不久要垮。我去看明初富贾沈万三的故居。导游说，因为他太有钱，犯了朱元璋的忌讳，于是流放了他，财产也半数充公。同在那里的人们拿手摸打着这过去的富贾家的砖墙，拿脚踏了踏木槛，笑说：「树大招风，太有钱了也不好。」「所以说还是要夹紧尾巴做人，不要得意忘形了。」我想假使能让他们去参观比尔·盖茨 6600 平方尺的豪宅，谁也不会拳拳向主人奉上这样智慧的告诫：「树大招风，太有钱了也不好。」「还是要夹紧尾巴做人，不要得意忘形了。」

「这种财富不安全感，」财经作家吴晓波说，「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到。最远的一次是2000年前的汉武帝，他为了征讨匈奴…以强制性的手段向有产者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财产税…造成全国中产以上的家庭集体破产，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说：『自此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业。』翻译过来就是：『自此以后，民众喜欢偷窃，有好看的衣服马上就穿，好吃的马上吃掉，不再愿意储蓄投资。』中国历代政权的晚期，如晚唐、晚明、晚清和民国晚期，都是奢靡得一塌糊涂，吃喝嫖赌，器物声乐精致到了极致，而这一切都与民众不再愿意储蓄有关。所以，一个国家的奢侈品消费特别的高涨，并不一定是国力富足、民众富裕的表现。」

西方人相信他们的历史是前进的，虽然未必一条线笔直。中国人却是相信历史是循环的，似乎还以为是一种大智。纵使许多的财力和心力都消灭在「古已有之」的圈套里，一个能使人感到财产安全、福利稳定的体制还是没有，徒然流传下了「暗度陈仓」的门道、「缩头乌龟」的秘方而已。中国人真是有大智的么？外国人真是笨的么？——从中国每年移民和离岸资产的数字上看，不是这样。

果然有些鸱鸮出来揣度了，Zuckerberg 的基金会是为避税巧立的名目，钱是从左口袋出右口袋进。换王健林做了一样的事，在中国社会的反响是怎样，我想不出。比如只说自己罢，假如脱口道：「这人真是了不起！」边上总会有两三个「见多识广」的人含着笑反问我一句：「你以为他是真的捐呐？」言之凿凿，就好像是钻在王家的饭桌底下亲耳听到了什么诡计。这样的「有识之士」太多，让我恍惚以为王家的饭桌底下熙熙攘攘蹲满了人，不免就为自己没能摸到人家的桌布角面红耳赤。有了这样的经验，我也学会对着新闻煞有其事地抬高眉毛：「他是真的捐么？」

Zuckerberg 在致新生女儿的信中阐述了设立基金会的目的，是要「推进人类的潜能，及促进社会的平等」：「我们必须直接深入地和我们所服务的人接触。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社群的需要和渴求，就不能赋予他们权力。」

这在隔岸看来是非常动人的宣誓。但假设这宣誓所面对的社群，会因为他做了此地的生意，就在官媒上带头高喊「别让他跑了」，非完成「回报穷人的使命」不可；又或者会在重大伤亡事故发生时，不问失责的政府，先起哄「首富就该捐 1 个亿」、「你有钱花 12 亿买别墅，没钱捐给受灾人民」；又或者会针对慈善创作拍卖活动，大怪其哉：「学过几天画画，就来染指艺术圈」、「纯粹是商业炒作，大忽悠」。我不知道这样面目的社群， Zuckerberg 是不是一样有决心去服务他们，赋予他们权力。

以我这样的小人之心，反正是不会的。不久前的一天晚间我从地铁口出来，一个男人走上来问我要三块钱，理由是他的车钥匙和钱包被他误锁在车里了，他没有钱回家。他说：「我可以给你看我的驾驶证。」我心想着，看不看跟我有什么关系。漠然不响，找了三块钱给他。他接过钱，可是尴尬，期期艾艾地，「谢谢啊，你看一眼吧」。我重复说：「不用了。」他几乎哀求起来：「看看吧。看看吧。」他见我移过眼睛来，便干嘛拿粗笨的手指去捻开驾驶证，还没全展开来，我就当了事，准备要走开了。在这个暗魆魆的天色里、我没有十分注目他的瞬间，我忽然鲜明地感受到他的变化。那捏着驾驶证的两只手放下来，乞求的、缩屈的身板挺直了——他毫无感激地走了。我轻蔑了他。

这件事一直让我惭愧。我知道不少这样讨钱的人是骗子，又知道乐呵呵给骗子钱的就是「傻子」，于是未免于做个「傻子」，就这样漠然起来。我以为比起「吝啬」、「缩头乌龟」来，「傻子」才是中国话里最鄙薄的品质。因为「吝啬」可以解释成世道太坏，人心不古时的「警觉」，「缩头乌龟」可以解释成知其天命的「中庸」，只有「傻子」始终是「傻子」。像我一样，许多人都相信，只要拿出不满意的面相，呼牛喝马，就自有一种威严能把人唬住，骗不得他们。

据说非洲人里至今有许多不了解枪火，以为是一种白人的巫具，因此执枪时高举过头，施法一样的姿态，看得古怪。凶着脸行善、阴着脸看人家行善，大概也都是中国人自以为正施着的法吧。

题图由 Facebook 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