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心全意”做互联网医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地铁急匆匆的开走了，像所有大都市的早高峰一样，甩下了乌泱泱的人群。

拥挤，但刚涂的唇彩依旧显得娇艳，修整的胡须还是很有魅力，挑选过得丝袜不那么黑得蠢笨，擦得干净的皮鞋小心翼翼的躲避着飞来一脚。电梯里人们礼貌得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偶尔有股咖啡味儿沿着那些细小的缝隙飘过来。涌进写字楼的男男女女，来自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

电梯终于在19层停了下来，刷开公司的大门，墙上的显示器正实时播报当前的咨询问题总量。因为下雨，天显得还没有亮透，但办公室里已经很繁忙。“有什么样的症状？”“可以再进行一段观察。”“建议您尽快到医院……”相比之下，敲键盘的声音似乎显得更密集些。

走道两旁的工位上坐满了穿白大褂的医生，电脑上正在咨询的患者可能在上海的千里之外。谢红正在与一位医生说着什么，开始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她现在是平安好医生的医学总监，而这里的人仍习惯叫她“谢院长”。

在加入平安好医生之前，谢红已经在公立医院工作了二十多年，是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担任过医院分院院长。像这样的医生办公室除了上海，还有北京、深圳、合肥。这四个城市的医生，组成了谢红现在所管理的医院。

除了整整坐满一个楼层穿白大褂的医生，这里没有一点医院的样子。没有检查设备，不会开出处方，没有病人排队，而手术、查房以及许多种药水混合在一起经过岁月的沉积而形成特有味道，通通都不会发生在这里。因为他们是互联网医疗平台平安好医生雇佣的全职医生。

他们不再会触碰到患者的病体，手里的手术刀换成了电脑和鼠标，身后也不再是赫赫威名的三甲医院，完完全全成为了在互联网上工作的医生。他们习惯了这样的改变吗？当改变在一年多以后几乎快要成为习惯的时候，他们的现实和梦想究竟哪一个在更远的地方？

（两图来自丁香园）

坐在谢红对面听她讲述自己的经历时，这些在采访设想之外的念头像弹幕一样忽然在我的思绪里滑过，莫非前方高能？

谢红说，她在2014年10月份加入平安好医生。那个时间前后，另一件足以影响她执业生涯的大事是评主任医师。任何一名在体制内工作的医生，都会非常清楚这件事的意义。也许如果没有那一个月前前后后的经历，连谢红自己也不敢想象放弃主任医师这么疯狂的事情。

“目前公立医院的服务体系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所有在体制内工作的医生一样，谢红也早已看到了存在问题的现状。

“我记得那时候有个病人是因为在电视上看了我的节目，专门从外地跑到我们医院来找我看病，却刚好赶上我工作外出。那个病人费了好大劲儿找到我。”谢红说，“我当时就想，如果我们事前能够经过沟通就不会这么麻烦。”

但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弱的，谢红也一样。除了能利用自己休息的时间给那个千里迢迢来求医的病人看病之外，她能做的事情不多。

后来有机会去到台湾地区访问，谢红看到了信息化给当地医院带来的改变。这让谢红隐约窥见了未来的一角，但台湾的同道告诉她，医疗信息化这件事虽然美好，却需要一个特别强有力的机构才能推动变革的发生。平安就是在这个时候，恰如其分的出现。

“回来之后，有一次在上海的同学聚会，我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当然，谢红也把自己的很多顾虑讲了，不过很多在医疗体系外的同学还是鼓励她走出来。其中一位同学，就直接把平安在做的项目讲给了谢红。

“我当时听了觉得还不错，就向平安投了简历。”过程很顺利，谢红不久就收到了平安的offer，而此时才是她真正最犹豫的时刻。毕竟“舍得”，是舍在前。

谢红很坦诚的跟我讲了她的顾虑，比如毕竟互联网是一个全新的平台，挑战很大，做不好怎么办，况且平安是一家企业，她甚至担心未来失业了怎么办。“好在我的家人非常支持我，尤其是我儿子特别鼓励我去尝试新的事物。”但究竟是抉择大事，谢红又利用一次去台湾的机会，研究了一下当地的移动医疗。

那时候在大陆医疗正弥漫着一股“台湾热”，包括对台湾长庚医院的探究，健保体系的研究等等，两岸在医疗方面的交流特别频繁。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多人像谢红一样真的因为这些交流而改变了执业轨迹。

“我那次去，在振兴医院看到了移动医疗真正的实践。当地一位很有名的大专家跟我讲，移动医疗加住院医疗加社区医疗一定是未来的趋势。”谢红说。

这大概就是选择的魅力吧。即便是经历同样的事情，有些人仍然选择留在原地，而谢红选择的是迈向新的地方。我想这应该是绝大多数医生在面对互联网医疗时，特别是需要做出选择时，都会面临的内心的斗争。

不过，在你果真选择了做出改变的那一刻，往往会有一种关于未来的欣喜和兴奋。王界清就是这样，他一直向我表达着互联网带来改变的喜悦。

王界清最初是在湖北省的一家医院工作，后来通过在互联网上投递简历而来到上海工作。也是因为同样的方式，王界清加入了平安好医生，成为了一名纯粹的互联网医生。

作为皮肤科医生，他对互联网的方式似乎适应的特别快。“其实我们在医院的时候，病人来了看一下症状就能做个诊断。这个在互联网上通过图文的方式基本可以实现。”王界清说。

可是，在医疗界，关于医生应用互联网的争论是非常大的。其中最核心的一条是，互联网平台如何保证医疗质量。你可以认为这是传统医疗体系维护自身利益的托词，但作为患者，这个疑问恐怕在心里也是挥之不去。

王界清对这个问题也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充分了解患者的病史信息对保证服务质量非常重要。“就是问，通过各种方式、途径向病人最大限度的了解信息。我在这个工作一年多，一直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王界清坦陈其中的逻辑，“因为互联网这种方面确实还有些局限，目前来讲只能靠问。”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有关互联网医疗未来的故事里，了解病人信息的方式不只有问。会有智能硬件，帮助医生远程获取病人的检测数据；会有电子健康档案，向医生提供有关病人精细化的数据和病历。只是这些现在都还没有实现。

所以，对于像谢红、王界清这样最早的一批专职互联网医生，为了确保质量安全，他们只能追求更加保守的方式。

作为管理者，谢红工作中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确定服务的流程、标准和规范，并设置确保能够监督医生服务质量的机制。王界清则告诉我，“医院”会有专门的部门来监督服务质量，对已经服务过的病例进行抽查。而且相比数量，“医院”更看重质量，所以在医生的考核指标中，没有设置服务量这项要求。

不能否认，互联网医疗在帮助病人方面确实已经起到了一些作用。

在平安好医生的办公室墙上，已经挂着几面患者寄来的锦旗。谢红向我讲了很多案例，其中一个是他们曾经根据一位患者提供的症状判断出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的可能，并建议患者迅速就医以及必须尽快做的检查。果然事后应验，救人一命。

故事令人动容，却也暴露了互联网医疗的局限。而这个局限还成了谢红确定的规则，互联网服务的范围确定在普通病、常见病，对于疑难重病则必须建议患者到医院就诊。即便是普通病的患者，他们也仍然将提供的服务限定为咨询，而不是诊断。王界清骄傲于自己的服务成绩，他说有初次接触的患者，有去过医院再来咨询的患者，也有咨询过、去了医院后又回来的患者。

可我觉得这个故事没有讲完。人们常说，不想当厨子的司机不是个好裁缝。作为一名医生，如果总是在接触普通病，怎么能够获得进步的空间？而且，难得碰到疑难患者，却只能拱手送给旁人，会不会心有不甘？如果更宏观一点，这样的状况会不会影响到互联网医生的成长空间？

谢红告诉我，他们正在摸索一些医生培养的路径，比如已经在做的是定期选派医生到合作的医院学习、进修，再有就是选派医生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保持对最前沿信息的跟进。另外碰到疑难病例，他们也会有共同讨论学习。

我再问她，会不会因为总是面对普通疾病而感到落差，谢红说：“其实就算现在在医院工作，能够遇到的疑难病例也没有那么多机会。但是现在，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我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而且如果互联网医疗未来发展起来，也许是可以真正改变更大的医疗服务体系的。”

以我许久以来采访的经验，一定会有很多人不认同谢红给我的回答，甚至会嗤之以鼻。别说互联网医疗自身尚不知路在何方，就连国家大力推动的分级诊疗都阻力重重。

谢红也确实没有直接回答我，落差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可是，她所描述的那个未来也确实是很多人憧憬并已经为之努力的未来。未来就在那里，看你愿不愿意相信。谢红大概是信了，不然当初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

不过我还是有那个疑问，这些医生真的会习惯了完全的互联网么？如果将来一个医学院毕业的医生直接在互联网医院工作，他真的可以接受或者承受么？

时间已至正午，电脑前的医生们边吃着午饭，边继续回答网上的问题。整个办公室的键盘声和回答声一直在持续，这也意味着病痛正在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里发生着。可能很多人还不认可互联网医疗，甚至嘲笑这种方式。但就在那个时刻，我看到了这些全职在互联网上工作的医生，在用他们的方式忙碌着。

很久以前，互联网在医疗的作用还仅仅是知识问答，后来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后，医患间可以实时互动，再后来就开始有人相信，有一天在互联网上也能像在医院里医院为患者看病，再后来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医生们，已经把互联网作为了自己的执业方式。未来还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