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大烂片，互联网公司也该投点纪录片了

从国外文化基金申请补助，拍摄作品选送国外电影节，在国外卖版权回收成本，一直是许多中国纪录片导演创作上的循环之路，少有例外。这也导致少有纪录片导演能够在国内成名，被大众所知。

尽管拍摄社会题材的导演们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在国内取得影响力，纪录片在国内却少有商业上的出口——它不太可能在院线取得票房上的成功，毕竟市场还处于被商业电影教化的阶段，电视台也没有太多预算来消化纪录片版权成本。

少有的例外大概是范立欣，这位导演拍摄了一部以农民工为主角的纪录片《归途列车》，于2009年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IDFA）上被评为“最佳纪录长片”。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创立于1988年，是目前世界最大的纪录片节。在IDFA的成功让范立欣在国内取得一定知名度，也导致他有信心回到国内，接受天娱邀请，为华晨宇、欧豪等2013年的快乐男生拍摄纪录片《我就是我》。

只可惜，在当年快乐男生余热未消的情况下，这部纪录片依旧票房惨淡，累积票房不到600万元。这似乎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市场还没做好准备迎接纪录片，愿意为纪录片投资的国内公司也少之又少。

但在不久之前IDFA公布的2016年展映及奖项入围名单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变化。包括《塑料王国》、《摇摇晃晃的人间》、《中国梵高》、《俺爹俺娘》在内，今年共有四部中国纪录片入围IDFA。它们的出品方不仅有CNEX这种两岸三地共同成立的非营利性纪录片基金，也有合一信息技术（即原优酷土豆集团）这种互联网公司。

带有互联网属性的出品方介入到纪录片生产，不是从今年才开始，代表也不止有合一集团。在各家完成自制剧、版权剧和院线大片的内容搭建之后，纪录片成为视频网站内容的加分项。它的观众也许不够多，却是广告商眼里的精英阶层。从2014年开始，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都分别与NHK、BBC或国家地理等达成版权合作。与购买版权的大阵仗相比，视频网站投资国内纪录片的动作要保守得多。

很多时候它们投资纪录片与否取决于合作者与平台的关系深浅，去年入围IDFA的《我的诗篇》，爱奇艺影业为投资方之一，这次合作更多是在该片总策划、财经作家吴晓波的牵线下达成。在这方面，优酷走得要更早一些，它从2012年开展纪录片业务，无论是制片规模还是甄选机制，都要更完善一些。

今年初在央视9套播出，却在B站上走红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也将于明年推出院线版，投资方中就有微鲸科技。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合一还是微鲸，都属于内容平台，财务回报并不是它们投资纪录片的唯一目的，塑造平台的格调与品牌也许摆在更前面。

但对纪录片生产者来说，有人投资终归是正向的变化。也许在足够多的积累之后， 像《我们诞生在中国》这样院线票房达到5000万以上的纪录片将不再成为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