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领导者正在重塑慈善行业

编者按：美国的科技界领导着慈善事业的创新与变革，上一代的美国慈善家们带着昔日的荣耀与遗憾正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的年轻慈善家们又将何去何从？

这个星期二是“Giving Tuesday”，非盈利和盈利行业的领导者通过使用社交网络来号召年终捐赠的日子。

2012年是“Giving Tuesday”的创始元年，感恩节后的星期二是非营利和营利行业的领导者使用社交网络来宣传年终捐赠的日子。自联合国基金会和第92街Y创立这个节日以来，美国的慈善事业得到了显著发展，慈善家们的捐款数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他们的赠款流程越来越受数据的驱动，同时他们的慈善愿景也越来越宏伟。

在研究慈善事业近年来的变化以及未来如何发展的过程中，我明白了两件事：美国科技公司的创始者们不仅在凸显美国慈善事业的重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以后的慈善家们奠定了基础，并让他们能进行更具规模、更加大胆的资助活动。从科技型企业家们创造大规模的社会变革的努力来看，这一点尤其明显。

给你一些能更好理解我意思的额外信息：约80％的最顶尖捐助者公开表示渴望能创造社会变革，这些变革被广泛定义为公众服务、环境保护和国际化发展。但其中只有20％的“巨额赌注” - --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捐赠，正在致力于社会变革。另外80％则属于公共机构捐赠类别，其中主要包括向大学、医院和文化机构的捐款。

通过对社会变革进行大手笔的“豪赌”，科技慈善家们在缩小这种期望落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过程中他们也为后人提供了指导。例如，关于如何接受一定程度的风险，怎样从失误中学习，以及如何将宣传和营利性投资纳入其慈善工作等。或许最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自身行动传达了在年轻时就开始做慈善的益处。

理智地接受风险为引领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铺平了道路

我曾与一些高净值的慈善家合作，规划并发放过数百万美元的赠款，目的是引领社会变革，而进行这些大型捐赠最大的麻烦之一是其所涉及的风险。与公共机构类的捐赠相反，公共捐赠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如落成一幢新的建筑，私来做人则没有那么安全。因为这种项目旨在消除疾病或减少集中的贫困等。

技术领袖们为如何在没有可靠实践经验的情况下投资改善低收入和少数民族人口的生活树立了榜样。

Facebook共同创始人Dustin Moskowitz携手他的妻子Cari Tuna就关于科技型慈善家如何通过分析小型项目的数据来进行社会变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一旦他们发现某些大规模项目上有运作潜力时，他们会做出大额捐赠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预期影响。他们是在2010年签署捐赠承诺（Giving Pledge）中最年轻的一对夫妇，是公认的“有效利他主义”的先行者。“有效利他主义”总结来说，就是通过使用数据和推演来确定哪里有机会做最多的慈善。这对夫妇的努力使其为GiveDirectly筹集到了2500万美元的赠款，GiveDirectly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旨在向极端贫困人群提供现金补助，并从其积极成果获得了严谨的数据。

另一个关于科技慈善家愿意承担风险并产生深远影响的例子是微软的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Paul Allen），他致力于阻止传染病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艾伦为抗击埃博拉病毒捐赠1亿美元，是抗击埃博拉病毒最大的私人捐助者。他也一直在为防止Zika传播而努力。

这些故事向下一代的慈善家们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对改善社会进行的投资不会毫无风险地就得到回报。但是，如果你愿意接受一定程度的风险，你将有机会通过捐赠为社会带来巨大的回报。

公开承认失误为接受风险提供了宝贵的指导

科技慈善家们不仅示范了如何承担风险，而且在如何分析错误，并将经验教训纳入到未来的捐赠中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众所周知，马克·扎克伯格因对纽瓦克公立学校的资助而受到大众批评。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的慈善活动以及继续投资于提高教育产出的步伐。

在“陈-扎克伯格倡议”成为2015年年底最大的头条新闻时，扎克伯格也分享了他们如何利用其对纽瓦克学校的1亿美元捐款中获得的经验教训，融入进捐赠给湾区教育的1.2亿美元里。在他的帖子里，他说：

“达成像这样的成果必须经受人们善意的挑战、指出错误以及观点上的分歧。我们欢迎对所获经验教训进行全面分析和辩论。但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视积极的结果。”

即使再完备的慈善事业尝试也并非总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于下一代的慈善家来说，诸如此类的个人反省与公共声明，将帮助他们理解如何将失误转变为学习契机以服务于未来的捐赠，而不是作为摆脱慈善事业或放低标准的借口。

借助所有的工具来达到预期的影响，包括倡导和影响力投资

科技界往往对如何利用其资本创造社会变革有着更为广阔的视角，他们会将更多的传统非营利性赠款与宣传倡议结合在一起，甚至是将营利性企业的投资与社会目标结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向后代的慈善家发送了一个强烈的讯号，实现预期的社会改造成果通常需要与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合作，并同时对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企业都有所影响。

移民改革是一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科技界愿意承担倡导任务以影响社会变革。许多技术创始人认为这个问题最好通过诸如类似FWD.us、501(c)(4)这类游说组织等专注于移民改革的团体来解决。一些成功的科技界领袖包括Y Combinator的联合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Airbnb创始人Brian Chesky以及Instagram的首席执行官Kevin Systrom都支持FWD.us

除了游说，从比尔盖茨的制药以及能源承诺到扎克伯格为高科技公司的融资，科技界一直表现出愿意投资致力于社会变革的盈利性公司。在此过程中，他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讯息，即当涉及到影响社会变革时，无论投资是否带来了税务减免，每一美元应该被最有效地使用。

鼓励更多的人在职业生涯早期开始追求慈善

我们看到一个由来自科技界的年轻慈善家们引领的新浪潮，从WhatsApp创始人Jan Koum到GoPro创始人Nicholas和Jill Woodman，以及之前我提及的所有企业家。

现在有众多白手起家的技术界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在他们年纪尚轻的时候就开始回馈社会，与此同时，他们也正在用许多有趣的方式塑造慈善事业。首先，这一代慈善家们将在他们的职业生涯里越来越有经验并精通于慈善事业。如果他们勤于学习，在50或60岁时，同在职业生涯结束时接触慈善企业相比，他们将会更有效地实现其慈善目标。

今天，科技慈善家们同时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关于慈善事业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例子。因为这一代人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开启了慈善事业，他们正在将慈善事业重塑为一个终身企业，而不是与退休相关的事务。这种终身慈善的态度将有望激励更多的人在任何规模下尽快开启慈善事业，并愈来愈宏伟地将其传承下去。

翻译来自 ： 虫洞翻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