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雷和成都都火了，小众的民谣能被拯救吗？

编者按：本文来自“读娱”，作者 焦先森。36氪经授权发布。

参加完更名后的《歌手》，赵雷出乎很多人预料地火了。作为这个节目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创作型民谣歌手，他唱着半年前创作的《成都》，力压林忆莲、张杰、迪玛希等，成为了空降的第二名。

当日的节目让赵雷登上了微博热搜榜，也让具有城市主题的民谣再次刷爆了全国网友的朋友圈。人们不吝赞誉地，说赵雷至少“唱出了我们的山河湖海和纯真年代”，而这背后的话题似乎更加深沉：

白衣飘飘的年代远去后，民谣的又一个春天已经来了吗？

民谣歌手的生长剪影

赵雷的成长是大多数所谓民谣歌手的缩影。

事实上，在朋友圈里，大家只看到了赵雷的火。我们所不知道的是火的背后，是民谣歌手们在酒吧间来回串场，执迷创作、艰难生活。

在“火”之前，赵雷最广为人知的经历是14年前退学，在地下通道卖唱，然后在全国游走、创作、唱歌。初次走入大众视野是2010年的快男，因为不同意天娱的卖身契，他止步于全国12强，但《画》和《南方姑娘》等歌曲已被带上舞台。

2014年赵雷本应该火一次，他带着同样那首《画》走上了央视的《中国好歌曲》，并得到了导师刘欢的赏识，但民谣歌手固有的游走于主流屏幕之外的意识让他与大红大紫失之交臂。

想要得到市场的认同，却又想保持特立独行的自我，这让民谣歌手们自身变成了一个矛盾综合体。就像有人为赵雷总结的——在民谣不温不火的年代，赵雷面临着所有民谣歌手共有的尴尬，想要留住自我的真，拒绝着主流的聒噪，同时为了生存，又不得不把自己推向台前。

民谣的生机何在？

尽管生存艰难，但一丝希望总在萌芽。

内容源于生活是民谣得以生存的最大原因。成都是赵雷行走途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因而诞生了这支把玉林路和小酒馆都唱进回忆里的歌。

把一切生活的琐碎写进歌里，把个体经验提炼成普遍情感，这是赵雷们赖以赢得市场的最大底气。

除了内容上不断地推陈出新外，民谣生长的利好消息在于：

在越来越追求个性的市场环境下，小众的民谣开始迎来趋于精分化的受众，尤其是90后听众为民谣买单的习惯逐渐建立；

流行音乐的情情爱爱日渐疲软的状态下，创作型的民谣歌手也迎来了更大的空间；

网络音乐平台的出现，让民谣歌手的作品得以以较低的成本传播，网络支付给予了创作基本的尊重，酒吧串场也给了歌手生存的保障；

再有就是城市生活带来的焦虑感，与肾上腺素和荷尔蒙形成鲜明对比的风花雪月，更能给焦虑的现代人带来温暖和沉静。

然后，还有一个适当的时机。跳动的情绪中，赵雷半年前发行时不温不火的《成都》选在一个乡愁最浓的时刻登上大舞台，简单粗暴地引发了人们关于他乡和故乡探讨，在种种因缘巧合下，这种火才成了必然。

民谣的又一个春天？

赵雷红了，成都也红了。但民谣是不是真的迎来希望了呢？这也是全球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比如，民谣的鼻祖鲍勃迪伦在去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让民谣已死的言论再度升温。

事实上，在赵雷之前，李志、马条、川子、宋冬野乃至“好妹妹”乐队等民谣歌手早已成功地从地下走到地上。“好妹妹”已经能在工体开演唱会，而李志也已登上容纳1.8万人的五棵松体育馆开唱，其参加拼盘演出的报价甚至已经达到每场30万。

可以说，从市场角度看，民谣在近些年所获得的认可已非往日可比。

但我们都忽略了民谣“火”的根本原因——网络时代，民谣为流行音乐市场提供了成本最低的造星模式，其在创作、推广上的低成本，吸引了大量娱乐资本的关注，才真正造就了民谣“春天”再临的场景。

与需要大公司大肆包装才能成长的音乐人相比，民谣歌手的成长相对粗放，一把吉他走天下是他们所向往的生存状态。因为背后没有大唱片公司支撑，即便有乐队和经纪人，也大都以最低成本运营，有演出时才组团，演出结束则作鸟兽散，几乎是零成本运营。

而更吸引娱乐资本的是，民谣歌手大都靠口碑积累粉丝，从这一点出发，其作品均是应需求产生，更加贴近现代年轻人的生活，无论作品还是歌手的生存能力都远远超过了被唱片公司保护的歌手。

相比鲜肉歌手高昂的包装团队来说，民谣歌手不需要发掘、培养；不用提供助理、保姆和经纪人；甚至不需要提供宣传推广的团队和机构，只用在民谣歌手积累了足够的受众之后，为其提供一个促进其爆发的平台，这个利润巨大的造星运动就算是成功了。

网络时代下，低成本的民谣歌手层出不穷，资本运作方要做的就是市场放养，择机收割。但一旦有了新的更低廉的模式，包装民谣歌手的路子到底还能走多远，还是一个未知数。

透过现象看本质，民谣歌手当下的成功，其实远不是歌手的成功，更不是民谣的成功，而是低成本模式的胜利，是资本运作的选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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