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现实照进电影：《药神》带给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启示究竟是什么？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起拍电影”（ID：yiqipaidianying），36氪经授权转载。文章内容来自于大鱼影视文化沙龙的分享。大鱼影视文化沙龙是阿里大文娱推出的影视界精英线下对话活动。

— 第三期“当现实照进电影”嘉宾简介 —

“你们认为哪些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电影？”

“《我不是药神》！”

“《起跑线》！”

“《偷自行车的人》！”

“《素媛》！”

“《小鞋子》！”

......

以上讨论来自大鱼影视文化沙龙在本周举办的第三期“当现实照进电影”论坛，导演忻钰坤抛出的开场问题。似乎从来没有一个时期，让人感受到中国对于现实主义电影的关注和热情如此高涨，这可能要感谢暑期档《我不是药神》掀起的全民观影热潮，让从业者和观众都将目光聚焦到国产电影的现实题材上。

但什么是现实主义电影？《药神》的成功具有可复制经验么？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春天是否真的如期而至？在沙龙上，导演忻钰坤、制片人王东辉以及社会学学者王修晓等三位嘉宾根据各自不同的领域和视角，围绕现实主义电影在当下社会的价值与未来可能性，展开了深入探讨。

忻钰坤：《暴烈无声》是现实主义题材的形式主义叙事电影

当“什么算是现实主义电影”的问题抛给观众时，不止台下反应不一而足，嘉宾们的观点也趋向于多元和开放。

王东辉觉得现实主义题材是类型化影片的分支，其实很难单独拿出来讨论：“我们做所有的类型片，其实都是体现一些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当下的类型片和之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和整个创作环境的转变以及创作者自己本身的成长有关。比如讲述近未来的《黑镜》在欧洲社会，其实反映的是科技带给当下社会冲击的现代寓言。”

忻钰坤也认为，很多时候无论普通观影人群还是业内人士，大家并不能笃定现实主义的概念界定。

“刚才提到的电影多半还是有一定类型化的模式在里面，创作者非常知道如何用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核心，让观众得到最大化共鸣。此外写实叙事，我能想到的代表是杨瑾、李睿珺导演等，他们的作品展现更真实的一面，这是大家在主流电影中很难看到的。”

他以自己在《暴裂无声》中的创作经验举例：“观众看完后，觉得貌似真实但又不真实，这种感觉是对的。因为我们没有往绝对的当下的面貌去描述故事，《暴裂无声》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形式主义叙事电影，剧情上有一些寓言和形而上的处理。”

“大家会发现，故事虽然是从底层矿工寻找孩子开始，但到最后戏核并没有落在这个底层矿工身上，而是留给了一个中产律师，我们来看他如何抉择。这也是因为创作之初考虑到今天电影院里的主流观众都是律师这样的社会背景。我希望这个抉择也是留给每个观众的。如果用写实叙事去讲这个故事，可能就不会是三个人物同时出场，所有关于老板或律师的内容可能会用其他方式处理或做留白。”

从学术研究，尤其是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王修晓提出了探讨现实主义电影的几个维度。

第一个可能的界定标准是话题/议题的现实性：《山河故人》这类就当下说当下的作品，反映了“高度压缩的现代性”对个体伦理价值规范带来的“失范式”困扰；《绣春刀》虽然是历史武侠题材，但电影中借古讽今的桥段依然会让当代观众产生很多情感共鸣；再有就是与现实生活虽然存在较大的时空距离，比如远古神话或科幻想象，但探讨的却是一些经典的人性母题。有人说，90%以上的好莱坞电影都是在用不同的形式和手段重复《圣经》故事，刚刚结束的《西部世界》第二季最后一集里大门打开的那一刻，与《圣经》出埃及记里摩西过红海的情节，高度相似。

其次是表现形式的写实性，根据创作者对于作品渲染和修饰的程度，或者说文学化程度，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一是像《北方的纳努克》、《铁西区》一样白描式的纪录片，用人类学的深描笔触，尽可能地突出角色的主体性，让角色主导舞台，创作者（导演、编剧、演职人员等）在很大程度上隐身在幕后，以便向观众传递一种“客观”、“真实”的观感。二是有适度戏剧化和文学演绎，但总体没有太多反常识的剧烈情节起伏，比如《钢的琴》、《耳朵大有福》、《一一》、《山河故人》、《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等文艺片。三是以导演为代表的创作者介入程度较多，刻意营造戏剧化，以夸张手法渲染故事的类型片，如《上帝也疯狂》、《十二怒汉》。最后则是渲染、夸张等修辞手段喧宾夺主，将现实生活包装成神话寓言，比如看起来浓墨重彩的《西游记》，其实是非常现实的文学作品。这种，或许可以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

综上，从两个维度，即与观众日常生活体验的距离，以及对现实/真实故事的修饰程度，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理解现实主义作品的坐标系。对于影视行业从业者，尤其是电影创作者来说，重要的是在现实/真实和适当的修辞之间，拿捏好自己的角色定位。所谓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如何最大程度地保留生活的真实底色，再适当加以艺术渲染，让观众在欣赏“丑陋的现实”之后，还能够“若有所思”，是对创作者的一个巨大挑战。

王东辉：社会问题要落到电影人物身上

一个有意思的命题是：现实主义电影距离现实有多远？或者说，电影创作者如何确定自己所反映的内容就是真实？

《我不是药神》显然做了很多戏剧化处理，比如主角原型是一位慢粒患者，在电影中却成为了卖印度神油的小商贩。电影中程勇被患者们奉为救命英雄，而现实里的程勇和很多社会事件的话题人物一样存在争议。

但为什么观众看完后，能够产生感动并觉得真实？在沙龙上，几位嘉宾认为人物塑造和剧情贴近生活、让人有代入感很关键。

事件真实与感受性真实其实是两码事，忻钰坤透露《心迷宫》的故事原型是90年代初发生在河南一个乡村里的案件，听上去荒诞有趣，但如果采用写实手法去拍摄，观众看到的也许只是发生在农村的一个离奇事件，不一定能感受到更深远的涵义。最终忻钰坤的选择是采用非线性叙事结构呈现，让观众更能感受到多重巧合背后的命运串联。“我用一个真实的故事去讲太单薄了，重新构建角色和人物关系是建构电影的过程。单看每家人都很正常，但合在一起就会看到一种宿命感。”

“《药神》上映后，有一些同行觉得（成功）挺简单的，很模式化，似乎可以轻易复制。但我看到过大量类似题材的电影希望进入主流市场，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药神》背后的每一个剧情和人物塑造，都经过精雕细琢和深思熟虑，而且导演本人真的相信他所做的东西，”忻钰坤坦言。

《我不是药神》中王传君饰演的吕受益就让王东辉颇有感触，他想起自己曾经的好友突发疾病后躺在ICU病房，女友守在一旁不离不弃，记忆与电影中的情景重叠。“创作的源泉还是来源于周边的生活，电影一开始我们发现程勇的家庭状况（老人重病，妻子离婚争夺抚养权），中国社会有太多的类似问题出现，社会问题落到人物上，就能很快让观众进入角色，跟着角色经历电影中的磨难。”

动人的角色塑造是现实主义电影的亮点所在。所谓社会议题的核心，离不开当代社会下老病死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事件，而人物角色作为事件的承载体，则需要有接近甚至还原现实的能力。徐峥、黄渤、沈腾等饰演的市井小人物之所以深得人心，是因为不管剧情的戏剧张力多强，这些仿佛活在你身边的角色很容易就让观众感同身受，从而产生真实感——请注意是真实感，而非现实或绝对写实。

正如《药神》中患者坦言：谁家还没有病人呢？你敢保证一辈子不得病？短短几句话，就和千万普通人产生了事关生死的命运勾连。

上一部让中国观众感受到现实主义力量的影片，来自2014年陈可辛的《亲爱的》。这部反映“打拐”题材的作品更将目光聚焦在中国社会经济腾飞发展下，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矛盾。关于电影中“谁是罪人”并没有答案，观众思考的是人性的复杂与社会快速变迁导致的异化，这是现实主义电影给予这个时代的礼物，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射出同一个生存处境下的不同面向。

“从本质来讲，我们越来越难去留意我们生活之外的情况是怎样的，正如有人说，北上广是中国的幻象，小县城才是中国的真相，因为城市人口只占很小的部分。通过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能让大家意识到，在自己日常视野之外的真实和现实生活是什么样的。”忻钰坤说道。

现实主义电影的现实处境：观众和创作者都还没做好准备

以往谈到现实主义电影，观众想到的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前些年是韩国电影，如今印度电影的规模化引进，也让国人纷纷感叹为什么中国拍不出《摔跤吧！爸爸》《起跑线》《厕所英雄》等反映社会问题、甚至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影片。

一部《药神》的横空出世，似乎给中国电影从业者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忻钰坤就表示：“《药神》豆瓣上的那条热门评论是我写的。创作者如何把议题包裹在电影叙事里，我觉得《药神》给了大家重要启示。”

但《药神》真能拯救此前市场表现惨淡的现实主义电影，进入所谓的高光时刻么？一个可预见的事实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资本会对这类题材保持密切关注，一批打着现实主义旗号的电影将立项开拍，甚至一些原本无望走进院线的电影，因为“题材具备社会现实意义”而获得公映机会。

但纵观当下的市场环境以及受众审美，讨论现实主义的春天也许为时尚早。忻钰坤表示在欧美的电影市场，电影经过了漫长发展而分化出丰富的类型；而在韩国和印度，本土电影的占比很大，一方面是政府有相应的国产片保护政策，也和国家的民族性有关，人们天然对自己国家的人和事很在意，这给整个电影产业带来了良性循环。“我们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实现这样的目标，目前最有可能性的还是喜剧的类型，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个典型的现象是，随着《西虹市首富》等影片的上映，《药神》票房走势进入平缓期，而《西虹市》的猫眼预计票房从20亿+被提升至接近30亿，也在侧面证明了喜剧电影在当下市场的受欢迎程度。

“说实话我们在创作过程中会碰到的一些问题，是没有办法逾越的，”王东辉坦言。“2012年我就写了一个剧本，朋友们都说你这是不可能过的，但没办法，我非常着迷，所以写了之后就放在我的电脑里，没事拿出来看看也挺开心的。”

“我个人感觉，现在观众思考的东西越来越少了，”他觉得。“年轻观众对网络的依赖性很高，并且对网络上涉及到的信息没有太多判断力，或者没有心思和时间去寻求事情真相，进行多维度的分析，这导致他们的观念趋向于扁平化。作为创作者，我们可能要想的更多一些。”

王修晓则注意到前段时间疫苗事件的传播规律：疫苗事件7月15号就有了，但到21号一篇《疫苗之王》的文章出现后，才引发人们普遍关注。之后大概在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又出来一个衍生话题，即“为什么现在调查记者越来越少？”大意是，这个浮躁的时代，不配拥有优秀的调查记者。因为人们的注意力高度碎片化，已经不习惯或者不愿意阅读长篇幅的严肃文章。

“其实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受众群体发生变化，大家可能更接受短平快的内容，而不是长篇报道。忻导说走进电影院去感受沉重是特别有意义的，但当下现状是大部分观众走进电影院，并不是为了体验沉重，而是放空一下大脑，是为了要逃离现实或者出于社交需求。如何利用好情节化、戏剧化的冲突和修辞方式做现实主义电影，这需要创作者特别好地把握，既能把故事讲精彩，同时又能引发人的思考。”

困难归困难，如何结合中国国情探索现实主义电影，是内容创作者必须经历的挑战。“其实我们的现实主义电影从来没有缺席过，比如贾樟柯、娄烨、王小帅导演的作品，都是围绕着社会时代的变迁，以及人在社会中的困境与彷徨所展开的”忻钰坤认为。

“《三傻大闹宝莱坞》我看了很多遍，也在思考为什么印度能做出来，我们能不能做？背后的难度我相信还是蛮大的。电影市场发展很快，人们一度觉得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似乎很难产生票房收益的，青春爱情、动作悬疑类型受到欢迎，现实主义很难去触碰或言说，创作者感觉找不到出口。”

“如果一个国家要靠电影去改变，这是很可悲的。”

“如果我们的电影让观众慢慢失去了信心，这是我们的问题，作为电影行业的从业者要有责任感。”忻钰坤如是说。

值得肯定的是，《药神》已经开了个好头。随着这部电影在国内的热映，Variety、Deadline、(Hollywood Reporter等好莱坞媒体也纷纷进行报道，认为其是中国版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更早之前，去年火爆暑期档的《战狼2》，因为全球票房第6的惊人成绩引发海外关注；《我不是潘金莲》、《芳华》等现实主义口碑佳作，则频繁亮相海外电影节，沉寂已久的华语电影，似乎在过去一年逐渐找回了自己的国际视野。

在中国电影票房突破500亿大关，即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电影市场的今天，环顾四周，韩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在电影票房上早已进入世界前十，甚至超越了多个欧洲国家。如何借以亚洲电影将东方文化向全球做输送，如何让更多与其市场地位相匹配的高品质中国电影涌现，是电影从业者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在工业化水准依旧存在差距的现实下，符合中国国情、关注当下普适性社会议题的现实主义电影，也许是中国电影“出海”最适合的突围点之一。

这也给予从业者更多思考：如何去创作更多像《药神》一样引发社会关注与思考的优质电影，而不是简单盲目地跟风。王东辉最后谈到对于国产电影创作者的期许：“我经常跟编剧说的一句话是，边界就是用来冲破的。这是我们这个行业从根本上来讲骨血里的东西，否则从事这个行业也就没有意义了。创作首先就是创，只有不断地往前冲，才能创作出一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