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越来越孤独，科学家打算用药物解决问题

编者按：每人都会有孤独感，喧嚣中的人，内心可能是孤独的。孤独可以是生活的点缀，但过度的孤独对人的身体和大脑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变得更加脆弱，热闹而孤独的人变得越来越多。庆幸的是，科学家正在寻找可以缓解孤独对大脑影响的药物。本文译自Medium原标题为" A Pill for Loneliness"的文章。

孤独是人类状态的一部分，就像饥饿或口渴一样，它是人类需要“联系”这种基本资源的信号。数百万年的进化把我们塑造成了需要社会联系的生物, 就像我们需要食物和水一样。

然而我们发现自己越来越被孤立了，孤独不再是能够使我们逃出现代生活所创造的孤岛的强大驱动力了。就像我们对高热量食物永不满足一样, 曾经的适应性工具已经变得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用前卫生局局长的话来说，以至于正在造成一种“流行病”。

很难将我们的集体孤独感与前几代人相比，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对此进行持续的观测，但是最近的评估表示，22%至75%的美国成年人一直感到孤独。一些文化范围内的结构变化可能是主要原因：跟以前相比，更多美国人独自生活；结婚或有孩子的人变少了；我们的家庭规模平均上缩小了。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变化代表了一度只有结婚和组建核心家庭是可接受的选择。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在自己身上花费的时间更多了。研究社会性疼痛的神经学家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于2018年3月去世，他在《孤独》一书中写道: “西方社会已经将人类的合群性从必然降低到偶然的程度”。

麻烦的是长期的孤独不仅仅是让你心里感到可怕——对你的身体来说也很可怕。孤独增加了我们患上心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认知能力减退和转移性癌症等一系列疾病的风险，同时它也会削弱免疫系统，使我们更容易受到感染。芝加哥大学普利兹克医学院大脑动力学实验室主任，斯蒂芬妮·卡乔波（Stephanie Cacioppo）说，如果置之不理，环境造成的孤独甚至会转变成一种固定状态，改变大脑的结构和运作。她也是一年前去世的约翰·卡乔波的妻子和研究合作伙伴。

作为一个科学家，斯蒂芬妮·卡乔波经常把她的生活视作一场实验。当约翰去世后，他们共同研究的实际内容与她自身有了紧密的联系。“我的丈夫是我一生的挚爱”，她说。

 “对于我所研究的科学，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证据，我每天都在应用。”

人们有时会把社会损失和肉体的痛苦相比较，但是斯蒂芬妮发现这种类比是不准确的。约翰去世后，她在接近零下的气温中长跑，直到肌肉和肺都开始抗议。“我可以掌控这种痛苦，因为我知道这总会结束的”，她说，“跑步带来的肉体痛苦远低于失去我一生所爱那种深刻的、发自内心的感情上的痛苦。”

斯蒂芬妮说她现在依赖很多他们夫妻共同验证过的社交健康练习，例如努力表达自己的谢意，不求回报地为别人做一些事，尝试与陌生人交谈以及和别人分享好消息。她说：“对于我所研究的科学，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证据，我每天都在应用。”

她也在工作和继续丈夫的事业中得到了安慰，斯蒂芬妮说：“如果你有一个价值观和人生目标，就会感到不那么孤独”。如今，这意味着将她和她已故丈夫已经开始的一项研究继续进行下去：治愈孤独的药。

这没有听起来那么科幻。一些临床试验——由斯蒂芬妮和其他人领导的——已经在进行中，针对长期孤独如何改变大脑和它对神经系统的破坏。如果有药物用于治疗其他社会性疼痛，比如抑郁和焦虑，为什么不能有治疗孤独的药物呢？

像抑郁和焦虑一样，孤独也是人类经历中普遍存在的一部分。但不同的是，孤独没有公认的临床表现形式；目前还没有针对长期孤独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艾伦·亨德里克森（Ellen Hendriksen）是一位专门研究焦虑的临床心理学家，她认为未来的情况将不再是这样。目前，社交焦虑只有在造成了足够的痛苦或损伤以至于妨碍个人生活时才被认为是一种疾病。她能够预测到对于孤独症会有同样的情况，“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社交孤独综合征”，亨德里克森建议，而且她认为自己的很多病人都符合这个标准。一些人对她说过，一周中与他们长时间交流的人只有她。

根据斯蒂芬妮的说法，孤独是生物信号的结果，这种生物信号促使我们带着“感知到社交危险无处不在的失调心态”与他人交流。她主要研究的是一种很有前景的干预措施：一种叫做孕烯醇酮的神经类固醇，已经被证明可以改善压力相关疾病和面对社会威胁时大脑产生的高度警觉。卡乔波的目标不是让人们完全不感到孤独，而是干涉孤独影响人类大脑和身体的方式。

当老鼠被社会孤立时，它们体内的孕烯醇酮含量下降，孤独的人体内也会发生这种变化。2013年对31名健康人员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另一个研究小组发现,给人们口服一种名为别孕烷酮醇的化合物——来源于孕烯醇酮——对参与者的杏仁核和脑岛有镇静作用,而杏仁核和脑岛都是大脑中负责威胁检测,情绪回忆和不愉快的反应预期的区域。

卡乔波夫妇开始专门研究孕烯醇酮和别孕烷醇酮，先前的临床前试验证明，这些化合物可以中和一些孤独引起的生理变化，并且人们耐受良好。一些抗抑郁药也有类似的效果，但是会产生如困倦、恶心和失眠等副作用。

“如果我们能够抑制孤独个体头脑中的警报系统，就可以让他们与别人重新建立联系，而不是远离他人”，斯蒂芬妮说。

这是她最近大部分研究的基础，研究人员给孤独但健康的个体口服400毫克孕烯醇酮。试验从2017年5月持续到2019年6月；斯蒂芬妮和她的团队现在正分析数据。她对试验结果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她认为与服用安慰剂相比，服用孕烯醇酮的人会明显地降低孤独的感受。“我对试验的结果很有兴趣”，她说。

就像口渴是脱水的信号一样，孤独表明你已经在遭受缺乏联系的痛苦。

2016年卡乔波夫妇合著的、有关药物治疗的另一篇评论探讨了利用荷尔蒙催产素来对抗长期孤独的可能性。文中写道，与母乳喂养、分娩和身体接触有关的催产素分泌，已经证明有“促进亲社会行为、亲和和信任”的作用。

同时，经常与卡乔波夫妇合作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医学、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教授史蒂夫·科尔（Steve Cole），正在研究如何减轻孤独使身体易于感染一系列疾病的风险。β-受体阻滞药是19世纪60年代发现的一种心脏病药物，能抑制身体对肾上腺素的反应，或许也能“将社会威胁和不安的心理感受与外在的生理后果有效地分离开”，科尔说，“虽然我们不能用脑靶向药物治愈孤独，但也许它们能让孤独的人避免不良的健康影响。”

科尔希望能证实药物对减缓身体压力的效果。目前他正在研究β-受体阻滞药对癌症患者的影响，因为压力已经被证明会加剧癌症的扩散。如果有效，我们有理由相信β-受体阻滞药也可以缓和孤独对身体的不良影响。

鉴于现代生活的所有方式都是为了使我们不感到拘束，怎么才能确定谁需要药物干预、谁仅仅是遵守一成不变的社会常规？

斯蒂芬妮·卡乔波告诉我们，就像口渴是脱水的信号一样，孤独表明你已经在遭受缺乏联系的痛苦。我们中的许多人设法摆脱了对孤独的恐惧，但她认为我们仍然可以受益于药物干预，防止陷入社会孤立。

绝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经历过孤独。我问她：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都可以从这种治疗中获益？

“正是如此”，她回答道。

如果那让你感到不适，说明你并不孤独。杨百翰大学曾研究过社会孤立的心理学家朱丽安·霍尔特-伦斯塔德说：“我认为应该谨慎地把这看作一种失调，而不是将其视作我们都需要的东西：社会联系。” 对很多人来说，或许将社会联系视作我们身体和心理健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会更有帮助，因为这些可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提高。

最近在从布鲁克林到曼哈顿的地铁上我在思考是什么让我们感到孤独。当列车在曼哈顿大桥上飞速行驶时，地铁车厢里一片寂静，只有一首流行歌曲低沉的节拍。前排一位女士在读书，一些乘客在打盹，我们其余的人则紧盯着自己的电子设备：低着头、戴着耳机、手指滚动着。列车轰隆隆地在桥中间停下：插进了我们的数码景观中，没人抬头看。一度是沉思、无聊、闲谈、对峙甚至打情骂俏的时间，已经被手机屏幕取代了。

除了填补日常的闲暇，我们的手机也充当了“当我们在社交上感到焦虑和不适时的依靠”，茱莉亚·班布里奇说，她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在2016年推出了专门探讨这种情况的播客《孤独时刻》。世界是不可预测的，但是我们的手机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缓冲区，防止人类自发互动的可能性。等待上课或在酒吧等朋友的时候，相比冒着尴尬的风险跟旁边的人搭讪，低头看着手机屏幕简单多了。

分开来看这些片刻都是无伤大雅的，但班布里奇担心这些时间总和所占的比重。“有时生活是很艰难的”，她说，“我们有被拒绝的可能，但以这种方式参与其中是人类发展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科技已经消除了与他人交往的必要性和不便：我们可以在家工作，在网上订购商品，在床上下载电影。霍尔特-伦斯塔德说，与此同时，参加社会团体的美国人的比例下降了——不管是社交俱乐部、体育团队、社区活动中心、志愿组织还是宗教团体。

现代生活有数不胜数的方式将我们与其他人隔离。由于交往的屏障如此明显，寻求药物方法解决貌似并不值得。“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被药物麻醉、舒适麻木的社会”，班布里奇说。在她的生活中，她不认为孤独是一个需要修整的问题，而是一种复杂矛盾的状态，在支离破碎的世界里，这种状态加深了作为一种社会动物的体验。

至少目前为止，仍然有非药物方法可以采取。如果你受到社会孤立的痛苦但是有系统支持，可以告诉你最亲近的人你需要什么。去年春天是班布里奇非常孤独的一段时间，她刚从朋友众多的纽约搬到几乎一个人也不认识的亚特兰大。于是她向妈妈寻求帮助，请求很简单：每天早上给她发送一条短信，可以是新鲜事、问题或者随意的想法。这个行为本身比短信的内容更重要。她说：“这真的对我有帮助。”直到现在，她妈妈仍然每天早上给她发短信。

积极地寻找生活的意义，不管是参加志愿组织、运动还是宗教团体，都会有所帮助。至少在一开始，这不是和别人见面的问题，更多的是应该找到一个目标，并且参与到比你自己更重要的事情中，科尔说。“以自我为中心会导致消极的情绪状态，”而且有力的证据表明“神经生物学中，帮助他人是大脑能做的回报最高的事之一。”

斯蒂芬妮·卡乔波之所以持续推进她和约翰的研究如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她最近听到了一句令她难以忘怀的话：“莫扎特没有死去，他只是变成了音乐。”她说：“我相信我的丈夫也没有死去，只是变成了理论。而我正在实践他的理论。”

编译组出品。译者：Jane，编辑：郝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