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改变世界，我们有的是钱，但人呢？

“如果你是某领域专家，有挑战‘喜马拉雅山’的勇气，那我们真该谈一谈；但是抱歉，我只和科技背景的人谈，而且是当面谈。”

四位有着15年以上工程师经验，5年以上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经验的硅谷投资界精英齐聚在硅谷圣荷西市举办的GMIC-SV 2012峰会，议题围绕初创企业人才地域性限制展开：“你的团队，我看不见”。

在坐拥千万级别工程师数据库的硅谷，投资人仍然纷纷疾呼人才难觅，竞相抛出“决定投资与否，权重最大在‘人’”的旧论——“团队”的标签更是将伴随想法（idea）到模型（model）到试样（prototype）到产品（product）到最后产生价值（marketability）一整条生命周期链条中。

下图是各个公司给出的，在投资评估时，用于考察团队效能的时间（百分比）

新问题在于，相比起“信息全球化”的泛滥程度，投资行为反而越来越地域性分明了。几位投资风格迥异的天使投资人都提到一个投资区域化的壁垒问题。

技术崇拜型

Manu Kumer是K9 Ventures的创始人，代表了一派最极端的技术崇拜型天使投资者和早期风险投资者，他认为idea可以完全推翻重建，产品可以没有宣传渠道，但创业者，必须可以一个人像一个企业一样战斗，而且必须拥有严格的科技背景和丰富的行业经验： “我甚至不去碰广告和传媒，因为第三方会扭曲人的试听，我只要亲历眼前这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

跨国协作型

Steven Schlenker来自伦敦，此前有参与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多个跨国项目的投资经验。他给出的提示是，“如果你来见我有困难，那团队就应先解决一个我问题：我怎么见到你。这就好像市场和用户的关系。 直到我们都处在‘同一张桌上’，才可能真正让对话产生效应。”

管家不得不当型

有着6年Google 产品开发背景的Keval Desai谈起自己曾投资过一个已经看上去非常成功的初创公司：“两位创办人都各自非常专业和老练，有我在场时，一切都很完美，然而我不参与的会议，他们就讨论分家。”

当我问到全球性团队联合创业，（譬如研发团队在中国或印度，营销组合在硅谷，专利维护在新加坡或香港）需要什么资质或水平才能获得硅谷投资界的关注时，得到的回答也如出一辙：“对于种子和早期初创团队，我们相信亚洲工程师的技术，但是我们也需要经常能和他们坐下来喝杯咖啡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