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技术创新有三大命门 #打怪杂谈②
评论有李，我是李洋。
我们似乎从未像现在这样，对技术进步表现出巨大的渴求。
不知道你在双11有没有抢购99元的天猫智能音箱？它在双11成功卖出了100万台，而普通的创业公司每年只能卖个几万台。智能音箱在2017年遍地开花，有上百家公司在做，明显供大于求。它比siri高级不了太多，至少还算不上刚需。
中国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活得都不算太好。这跟人工智能在很多垂直领域尚无法找到场景相关。因此它们才想出智能音箱的方法去寻找入口。据我了解，明年智能硬件有可能迎来一个小高潮，各种随身设备在失败了多年之后重又回来，一些奢侈品牌也都在大做特做智能手表——几年前它们设计的智能手环都没能成功。
这不奇怪，人类社会如同搭乘了一架高速列车，只有经济不断膨胀发展，才能让这架列车行驶下去，人们已经对突破性技术望眼欲穿了。
对于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中国来说，技术创新的含义更大。这涉及到国民经济的继续攀升，以及制造业的升级。据我们了解，在一些地方政府和产业园区，只有搞技术创业才能拿到政府补贴，凡是搞模式创新的要靠边站。
科技进步对于人类的意义不言自明。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全球人均GDP在此前的两三千年里基本停滞不前。在那之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转变，包括文化、政治形态、社会结构和人们生活的方式。
但我们要看到，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还存在三大命门。
1.工人的工资
中国工人的工资不是太高，而是还不够高。
据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已经超过巴西和墨西哥等国水平，并且正在迅速赶上希腊和葡萄牙。也就是说，经过持续10年的迅猛上涨，中国工人的工资已达到原有水平的三倍。
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是近年来人们常常听到的财经话题。各种学者、企业家对此忧心忡忡，一些低端制造外企也因为人力成本问题而外迁。
但是，假如真的想让技术进步在产业中发生，这样的工资远谈不上高。
看看全球经济发展史，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工业革命诞生在英国。用一个词总结就是：有利可图。
一位牛津教授研究称，正是英国历来的高工资水平，促使它们开发各种可以通过增加资本投入来节约人力成本的新产品。“高工资导致了更多的资本密集型生产，而这一情况又进一步提升了工资水平。”
技术并非不可获取，而它如何走入市场则是一个问题。
以纺纱机为例，其实当时的几个国家都可获得相应技术。它们减少了生产每磅纱线所需的人力劳动时间，但也增加了每磅纱线所需的资本。人力成本越高的地区，机械纺纱节约的成本也就越多，技术越能获得普及，因为技术要应用到市场，必须有利可图。在18世纪80年代，建立一家这样的工厂所取得的回报，在英格兰是40%，在法国是9%，在印度不到1%——而投资者普遍希望通过固定资本投资获得至少15%的回报。
在中国，美的和富士康等公司已经率先使用了机器人，这就是一个高工资推动技术进步的例证。
其他领域，如环保、新材料和物联网，也都存在一样的逻辑。
2.资本
中国的风险投资机构，总体而言，还缺乏巴菲特那样的远见。
一句话：过于着急。
其实像复星和软银已经开始像巴菲特那样思考，不是单纯为企业提供融资，制造风口，然后快速把公司推上市，而是采取做产业的思路来做投资，比如郭广昌一直在强调的C2M，整个概念贯穿在他投资的多家公司中，他把它们的资源和市场通盘来考量。
这需要耐心。无论是下一个移动互联网AI，还是生物和医疗领域，都无法像移动互联网和消费品那样，短期内看到回报。急于退出的VC往往是技术创新的一个阻碍。
3.私有财产
私营公司效率比政府部门高，这是经过科学验证的。
技术需要演进，不断的投入和迭代，只有让私营公司强大起来，并且让它们意识到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才能安心对技术等要素做出投入，否则他们会选择用脚投票，毕竟公司是无国界的。
在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在第78位，美国排在第6位，俄罗斯排名第35。
此外，我们还存在许多其他的命门，比如大学教育的腐败等等。
应该看到，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在生产效率上有了大幅提升，这是市场换技术的手段带来的。这像极了在工业大革命时期的日本，当时，亚洲的各国引入技术几乎都失败了，比如印度和东亚大部分国家，但日本是个例外，因为它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直接将西方昂贵的技术引入市场，而是在引入的同时根据本土市场做了仿制和改进，大大降低了应用成本。日本工业的腾飞有目共睹。
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中国的未来会更好。
但还有一点特别想要强调——别瞧不起模式创新，无论是熊彼特还是德鲁克都强调过，所谓制度创新或称模式创新，其实也跟技术创新一样重要，它可以让公司开拓新的市场，实行新的组织方式和管理实践。想想看，麦当劳特许经营的发明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模式创新，在那之后的多年，汉堡经济已经深刻影响了我们的商业世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中国有如此庞大的市场，能诞生如此多的民间模式创新案例。这又让人夫复何求？
好，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