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逾花甲之年，留给格莱美的想象空间还剩多少？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音乐财经”（ID：musicbusiness），文 | 李禾子，校对 | 李雪娇，编辑 | 安西西；36氪经授权发布。

“让我们有请美利坚合众国第44届总统……”已经是连续第二年担任格莱美奖主持人的James Corden故意在台上抖了个机灵，随后从后台走出的并不是奥巴马，而是国家录音艺术与科学学院（NARAS，格莱美奖的颁发机构）的现任主席兼CEO Neil Portnow。

现年已近70岁的Portnow身着黑色西装礼服，胸前佩戴一支白玫瑰，尽管头发已经白了大半，但依然显得文质彬彬，非常绅士。 

“15年前的那个晚上对我而言意义重大，”Portnow开始向所有人回忆，那是他刚刚成为NARAS主席的第一年，对未来摩拳擦掌又百感交集。“现在我们很高兴也很自豪，做出了那么多贡献……我们颁发了大约9000个格莱美奖项，是全球收视率最高的音乐盛世；我们向慈善机构MusiCares提供了将近5800万美元的救助款，帮助了超过12.5万人……”Portnow骄傲地总结道，引得台下一片掌声。 

一年一度的格莱美奖于北京时间29日上午6：30正式拉开序幕，这已经是格莱美走过的第60年。作为全球最具权威性、同时也是关注度最高的音乐奖项，多年来格莱美一直在兢兢业业地为音乐行业评选并输送着优秀的音乐作品，它的影响力也早已辐射到经济、政治、宗教、种族等种种其他领域。 

但在另一方面，一个60岁高龄的“老人”在此时也不免遇到些许瓶颈——当绝大多数的可能性都已经被尝试，留给格莱美的想象空间还剩多少呢？ 

NARAS现任主席兼CEO Neil Portnow

在谈瓶颈之前，我们可以先来看看本届格莱美的一些变化和亮点。

重回纽约

格莱美回来了，从彩虹厅到惠特尼博物馆，从卡内基音乐厅到麦迪逊花园广场，整个纽约都进入到一种节日的氛围中。“这就像是一个额外的假期。”一名在纽约开饭馆和旅店的市民如此表示。

长期以来，格莱美都会选择在洛杉矶和纽约两地轮流举办。但在1998年，随着当时格莱美主席Michael Greene和纽约市长Rudy Giuliani关系的恶化，很长一段时间格莱美都只在洛杉矶斯台普斯体育中心举行，仅在2003年一年回到过纽约，那一年也是Portnow正式上任NARAS主席兼CEO时候。

自那之后，格莱美有长达15年时间没有在纽约举办，直到2016年Julie Menin出任纽约市媒体及娱乐委员会的会长一职，事情才出现转机（据称这次格莱美回到纽约举办也是纽约市政府及相关组织争取了两年的结果）。

许多从业者对于格莱美重回纽约或许也期待了很久。因为相比于洛杉矶、旧金山等等城市，纽约的音乐产业发展水平要更高，这里是许多音乐人都向往的地方，而且这里还是包括Spotify美国总部在内的72家音乐科技创业公司的聚集地（这一数字甚至是洛杉矶、旧金山等城市的两倍）。

早在2017年5月，格莱美就宣布将在第60届回到纽约举办。不过，尽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纽约不菲的各项成本也使得格莱美的开销比预算多了600万到800万美元。Portnow也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在纽约办比在洛杉矶办需要更多的开销，原因在于今年纽约的城市工会和赞助商们似乎都不很给力。当然，最后格莱美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将依然是显著的，预计会给当地创收2亿美元。 

麦迪逊花园广场外景

优化规则

自去年允许纯数字发行的专辑参与评选后，格莱美也在今年的评奖机制上进一步做了优化。 

首先是对于评审们来说，最切身的改动莫过于投票方式的变更——国家录音艺术与科学学院的13000名会员都将能够在线上投票，一来可以避免手填选票时的错误，二来不在美国本土的年轻会员也可远程参与投票。 

其次是对于参选方，年度专辑的创作团队，包括作曲人、制作人、工程师、混音师、母带工程师、合作艺人在内的所有音乐人，如果参与超过专辑播放时长33%的内容创作，就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格莱美奖（“作曲人”为本次新增）。

另外，对于说唱类、现代器乐类和新世纪音乐类的奖项，也特别成立了“提名审核”小组，旨在降低资历、名气和市场对作品的影响，寻找真正最好的音乐作品。与此同时，只收录了一首作品的专辑也将被列入专辑类奖项的评选范围内，一改以往“最低五首”的限制，这样一来，一些古典、爵士和舞曲专辑也有机会入围专辑类别的奖项。

对于这些规则的更改，NARAS高级副总裁Bill Freimuth表示，希望这些改进可以促进评选公平，提升作曲人地位，提高会员的投票参与度，而对于类似最佳说唱单曲这些关系到种族的奖项评选，则要推动关注点向音乐本身的转移。

嘻哈当道 

自提名名单在当地时间11月28日公布之后，人们就发现今年格莱美奖的一个显著特点：嘻哈成为了本届格莱美的“主旋律”。其中，嘻哈歌手Jay-Z成为了今年提名的最大赢家，获得了包括年度制作、年度专辑和年度单曲在内的八项提名，领跑榜单。另外一名说唱歌手Kendrick Lamar则获得了七项提名。 

这实际也是对2017年美国音乐市场的反映。尼尔森本月初发布的2017年度美国音乐产业综合报告显示，在美国的所有音乐消费中，嘻哈和R&B占据了24.5%的份额（包括专辑销量、单曲等效专辑数量和音、视频点播流媒体等效专辑数量），是所有音乐流派中占有份额率最高的音乐风格，这也是第一次嘻哈和R&B在一年内就能占有如此大的份额。另外，嘻哈和R&B音乐在流媒体中的总播放量也占比最高，占到了所有点播流媒体播放量的29.1%。 

在这次获得提名的作品中，Jay-Z的《4:44》是一张内省的作品，探讨了内心的名利世界和婚姻状态，以及作为一名黑人的感受；Kendrick Lamar的《DAMN.》则是一张输出价值观的专辑，他从出道开始就以为黑人同伴发声为己任，这一点从《Humble》、《Loyalty》、《Love》等专辑中的歌曲名上也能看出。 

Jay-Z专辑《4:44》

Kendrick Lamar专辑《DAMN.》

也有人评价说，Jay-Z和Kendrick Lamar分别代表了美国嘻哈的从前和未来。尽管在最后较为有分量的综合类奖项（年度专辑、年度制作、年度单曲）角逐中，两人都败给了“火星哥”Brono Mars，不过他们还是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音乐类型的力量。

新的一年，新的政治正确

颁奖典礼还未开始的几天前，就已经有消息传出此前曾在金球奖上广受支持的#metoo好莱坞女权运动将会延续到这一届的格莱美。当中也不乏有类似“娱乐产业声音”（Voices in Entertainment）这样的组织的呼吁——即出席格莱美颁奖礼的明星们统一佩戴白玫瑰（而在本月初举办的金球奖，明星们则纷纷身着黑衣表示响应）。 

#METOO是最近在好莱坞兴起的，为了让众多职场女性关注性侵问题而设立的话题Tag。从红毯及颁奖礼现场放出的照片来看，有许多明星也都响应了这一呼吁。这一议题也在今天上午举办的颁奖礼中得到了放大，“钱婆”Kesha联手Cyndi Lauper、Camila Cabello、Julia Michaels、Andra Day和Babe Rexha等一众女歌手共同演唱了《Praying》，作为对种种社会丑陋现象的回应——Kesha早前也状告其音乐制作人Dr. Luke，称曾遭其多年性侵，然而最终法院判决Kesha因缺乏证据而败诉。

众多明星在格莱美颁奖礼上佩戴白玫瑰 

Kesha等女歌手演唱歌曲《Praying》

有趣的是，一说Ed Sheeran这次之所以被格莱美冷落，也是因为他某些“政治不正确”的因素。例如他在单曲《Shape of You》中所写的“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等类似歌词，在美国性骚扰甚嚣尘上的语境下，可能并不会受到格莱美的青睐。 

此外，本届格莱美另一个体现政治正确的举动是，领跑本次格莱美的Bruno Mars、Kendrick Lamar和Jay-Z三位歌手都是非白人歌手，这在格莱美提名领跑前三的历史上，也是很少出现的情况。

赞助商带来的创新

一直致力于让人工智能系统沃森（Watson）应用于实际的IBM这次也把目光投向了格莱美，并给格莱美带来了诸多实用的功能。 

具体来说，格莱美在红毯和颁奖礼环节上使用了人工智能沃森中的媒体功能，来实时处理典礼上的图片和视频，并分别将这些视频和图像推送给每个希望可以重点掌握自己喜欢明星动态的粉丝们，免去了人工处理图像视频时需要进行分拣、打标签，再转发推特等等的繁琐工序。 

同时，沃森还将今年走红毯的明星照片和过去几年进行了对比，为粉丝们展示这些明星在典礼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时刻。类似地，沃森系统中歌曲分析功能（Tone Analyzer API）还分析了这次提名歌曲的曲调和专辑的歌词，并将其分为五类：喜悦，恐惧，厌恶，愤怒和悲伤，由此来对比历年的提名歌曲。

此外，这次作为格莱美的赞助商，Apple也在颁奖礼现场播放了两段利用iPhone X新功能Animoji制作的格莱美相关广告，广告中的Animoji动画表情都在唱歌，第一段广告是外星人动话表情演唱Childish Gambino的歌曲《Redbone》；第二段广告则是狗、狐狸和便便的动画表情演唱Migos的《Stir Fry》。当然，这些广告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宣传iPhone X，不过在颁奖礼现场也不啻为一种新鲜的调剂。 

Apple在格莱美播放的两支Animoji元素广告

我们还需要格莱美吗？

对于一部分接受过系统欧美音乐洗礼的观众来说，如今的格莱美越来越像“春晚”了，当然这不是指内容，而是指形式。因为每年，格莱美上出现的熟面孔似乎都是那么几个，有些乏善可陈。

其实，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目前格莱美在奖项评选方面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一方面，近年来的格莱美的评奖范围似乎越来越趋于保守，一些新人很难有出头的机会，重要奖项依然被为数不多的头部艺人占据；

另一方面，尽管从创办起就以“学术派”和权威性闻名，但近年来在一些重要奖项的评选中，格莱美却越来越显示出向商业靠拢的痕迹。不管是今年的大赢家Bruno Mars，还是去年的Adele，他们都是在商业上相当成功的歌手。某种程度上这也挤压了其他一些优秀但在商业上不成功的歌手的生存空间。

出于这些原因，一些歌手甚至以不出席格莱美奖作为他们抵制格莱美商业化的行动。譬如在今年，获得格莱美“最佳摇滚乐”提名的Avenged Sevenfold就于早前宣布将不会参加颁奖典礼，并且乐队的官推也发布了这一消息。而Avenged Sevenfold拒绝出席的理由，正是因为摇滚类项目颁奖将不会有视频记录，让乐队的成员感到自己不被尊重。

实际上，类似的情况在90年代就已经出现。1991年，爱尔兰著名女歌手Sinead O’Connor获得了格莱美年度录音、最佳流行女声演绎（Best Female Pop Vocal Performance）和最佳另类音乐演绎（Best Alternative Music Performance）的提名，并赢得了第三个奖项，但她表示拒绝出席颁奖晚会，称自己这样做是在“抵制格莱美过分地商业化”。

不过，音乐财经也认为，一些人长期对于格莱美“商业化”的批评，也许对格莱美本身并不太公平。一方面，毕竟格莱美颁奖礼本身就是一场大show，对于“演出展示”的需求要大于“颁奖”的需求，因而展现出对于商业化的亲近并不是一定意味着“堕落”；另一方面，目前市场上也的确有许多艺术性和商业性能够并存的音乐作品。 

格莱美对某些奖项的设置，其实也能看出它对于“学院派”的坚持。譬如，现在的格莱美奖越来越显示出细分的特点，这一举动正是为了让乐迷有机会认识不同风格的音乐，也是从客观上保护相对小众音乐的需要。 

当然，细分也存在其弊端。首先，过多的奖项划分会削弱格莱美的影响力，也许已经有人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打着“格莱美获奖者”旗号的音乐人出现，然而其奖项含金量乃至个人能力却并不见得很强；其次，越来越细分的奖项也会对乐迷的信息接收造成一定困难，同时也是信息冗余的表现，也许并不能达成格莱美想要培养乐迷群体的目标。

此外，格莱美也在面临一些可能导致新的“政治不正确”的因素。例如最近，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的Stacy Smith博士主导的一项研究显示，尽管当前的美国乐坛有着像Beyonce、Taylor Swift、Rihanna和Adele这样的知名女性歌手，然而在过去五年中，有90%以上的格莱美提名者都是男性，女性提名者只占到了全部899名提名者的9.3%。这或许会成为一些评论者认为格莱美“性别歧视”的证据。 

诸如此类，虽然已进入花甲之年的格莱美依然面对着种种问题和质疑，但凭借自己多年累积下来的评奖机制和媒介优势，它依然是当今世界流行乐界的最高荣誉，并且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或许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如今的格莱美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音乐奖项，它的社会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奖项本身所包含的意义，何况它还能给音乐人带来巨大的流量和商业价值。 

尼尔森曾针对去年的格莱美进行过一番调研，结果显示，那些在去年格莱美颁奖礼上表演过的歌曲，仅在美国地区，这些歌曲一天之内的下载量就增加了207%，达到178000次（前一天的数字还只有58000次）。Adele的《Hello》作为开场曲，歌曲销量增长了255%；Beyonce现场演唱的《Love Drought》和《Sandcastles》，销量也分别增长了1217%和958%；其他的热门表演，如Katy Perry的新单《Chained to the Rhythm》，销量同样增长了128%。 

对此，尼尔森音乐高级副总裁David Bakula曾评价，“这些市场上显示出的数字证明了格莱美奖空前的影响力，它正在吸引更多的观众和粉丝。”

附：第60届格莱美奖完整获奖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