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 与其批评者：观点相反，却都可能毁掉互联网
编者按：针对近期Facebook的用户隐私事件，本文作者Jeff Jarvis在“To Facebook — and Its Critics: Please Don’t Screw Up Our Internet”一文中讲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并不提倡大众的卸载行动，而是表明为了避免政府力量介入这个开放自由之地，Facebook必须迅速自救，而人们也要乐观积极。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分析了一篇精英媒体攻击Facebook的文本以及平台用户，将其作为道德恐慌的代表。其次，作为对应，我十分赞赏帕克兰的年轻人，那些未来的领导者们使用社交媒体来改变这个世界的做法。第三，我想告诉Facebook它做的还远远不够，如果不能保持决断、诚实、迅速，它将会为我们招致来足以摧毁所有网络的不合理监管。
我尊敬身为政治评论员的马修·伊格莱西亚斯，在哈佛大学上学时他就成为了一名博主（在马克·扎克伯格创办Facebook的前一年毕业）。但这次，我不能赞同他的看法。伊格莱西亚斯写了一篇关于“摘出”Facebook的文章，甚至让扎克伯格把它关掉。在我看来，他以冗长的篇幅说道：
杰出人物。一旦自己利用媒体安顿下来，伊格莱西亚斯就拖出自己曾经借力的“梯子”，提议斩断这个为20亿人提供交流与联系方式的平台。并不是Facebook友好盟友的伟德海纳森在《纽约时报》上将这个问题说的很明白。韦德海纳森警告那些想要删除Facebook的人：“请注意，你可能会将问题转嫁给那些没有机会保护隐私与尊严以及更容易受到民主威胁的人” 。
家长式作风。这些天我们听到的观点是，Facebook、Twitter等的设计都是为了让人上瘾（伊格莱西亚斯将Facebook描绘成一家香烟公司），这种说法是我所一直研究的大众社会与大众文化世界观的变种，在这种描述中，那些普通公众被描绘成极易陷入愚蠢和沮丧，并违背自己利益的旅鼠。迈克·戈德温（戈德温法则的提出者）在Facebook上说的好：“对于那些相信Facebook已经压倒了20亿人的自由意志来说，我最大的疑惑是：你们是如何从中逃出来的？”在（一个Facebook）的交流中，他补充道：“特里斯坦·哈里斯的论点让我感到奇怪之处在于，他说当人们在社交媒体上遇到定向广告或信息时，人们脑中就会出现那些自己可能不希望也不想让它出现的东西。我的看法是，老兄，之前你进行过相关了解吗？”
非有自知之明。令我深感失望的是，我的记者与媒体同行拒绝查认自己对社会两极化应付的责任，那些平台改编以适应标题党的作为，那些未有效告知公众交流的失败，那些对于机构信任的长期下降，以及特朗普的崛起。提到关于Facebook与谷歌对于新闻业商业模式的伤害，我一直在说：创新与适应是我们理应承担的责任。而我们没有做到。他们从中夺走。我们失败了。无论如何，他们也在试图帮助我们。
自认正直。伊格莱西亚斯很好地批评了Facebook在缅甸悲剧中所产生的作用，不论它多么毫不知情。我还要加上菲律宾。但是随后他又补充道：“有时我也会因为工作而失眠，但是我对于自己从来没有意外地促成过种族灭绝事件抱有信心。”这并不容易做到，但是我不得不提到那些与伊格莱西亚斯有着相同经历的人：在我们的播客中，我们都支持伊拉克战争。我们，就像《纽约时报》一样，不打算导致灾难。但是我们应该明智判断在线工具如何被这些观点所操纵与误用。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也必然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出现。
杞人忧天。天哪，要关掉Facebook？伊格莱西亚斯是否考虑过这种行为很可怕吗？他确实思考过。“Facebook是恶的，”他说道。“而且它很可能无法变好。”我向任何怀有这种想法的人们建议，去看看自己的Facebook或是Twitter上有关自己朋友及其他关注人的信息流，然后告诉我他们是如何被纳粹、顽固分子与阴谋论者所占领。我敢打赌，你肯定不会有所发现或是有些发现，因为你很聪明，你的朋友们也同样聪明。社会上存在纳粹分子、顽固分子和阴谋论者吗？是的，一直存在。如今，你只是能通过网络上更近距离的看到他们。但是，我不会要求毁灭这些交流工具。并且我也不会宣告整个社会都崩溃了，至少还不是现在。
把社会上的严重弊病归咎于一个演员，这是道德恐慌的表现，而阿什莉·克罗斯曼将其定义为“一种广泛传播的恐惧，通常是非理性的，它认为某人或某物在极大程度上对社会或社区的价值、安全与利益构成威胁。通常情况下，道德恐慌是由新闻媒体传播、有政客推动，并以出台针对恐慌源头的新法律与政策的通过为结束。这样，道德恐慌就能够促进社会控制。”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
在认定Facebook是当今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之前，我强烈要求你读一读戴夫·卡伦发表在《名利场》上的文章，由马乔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学生、幸存者、领袖与英雄所共同推动的“秘密模因实验室”。
为了回应玛格丽特·沙利文，这些年轻人成为“了不起的传播者”。 也就是说，他们聪明、见多识广、且口齿伶俐。现在，如果你试图争辩说，他们表现的如此之好是因为他们有特权（的确如此），能够听到许多来自不同学校和社区的年轻人之间的交流声音，并在美国禁枪游行中受到采访。Facebook、Twitter、Instagram、YouTube与Snap并没有把他们摧毁。社交媒体给予他们力量。使他们彼此联系。教会他们如何公开发言。在这个黑暗的、分裂的、特朗普的时代，即使是像我这样的乐观主义者也会开始失去希望，而现在我已经重塑起自己的乐观，看着、听着、并追随着这群年轻人。
卡伦说道：“这些行动对于科伦拜（1999年，美国科伦拜中学发生枪击事件）一代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今天，每一位美国高中孩子都是内容创造者，他们每日在Instagram和Snapchat上发表想法，可能是许多想法。当在卡梅隆·卡斯基（马里兰州校园枪击案幸存者）的起居室里，二十个孩子聚集在一起时，内容创造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娱乐方式，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不仅仅称他们为“内容创造者”，我还称他们为“领袖”。卡伦的文章中显示了他们如何学会使用社会媒体，并怀有责任心地使用它。他们倾听。他们合作。他们了解并掌控着这种影响。同样，记者们也需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如何使用这些工具去通知、教育以及鼓励人们进行交流与行动而不仅仅是制造“内容”。
如果没有这种社交媒体工具，如果他们仍然依赖于强大、古板、精英的媒体守门人，这个行动就会像#BlackLivesMatter一样，是不可能有所发展的。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很有必要去了解、保护，以及修整这些平台以及我们的网络。
在为Facebook辩护以及大加赞赏之后，现在我将要求更多。如果Facebook不采取迅速且果断的行动，我担心不只Facebook，我们的互联网也会受到危险的监管。我不相信政府，尤其是今天的美国政府会有能力管理这些平台以及我们的言论。我们都可以看到欧洲监管模式的未来。德国的网络仇恨言论法与欧洲的“被遗忘权”的法庭裁决是对言论自由的意外后果的纪念。我担心即将实现的欧盟GDPR隐私规定也会对大众媒体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特朗普政府的监管？我不敢想象。
扎克伯格发誓要修整Facebook，我必须要说，到目前为止我对于他的行动非常失望。他对于剑桥分析报告的反映是迟缓的、有策略性的，拒绝对细节给予披露，并对那些他以及其他公司领导必须立即给予关注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保持沉默。
我试图对媒体与科技行业保持着即批评又帮助的态度，督促新闻机构进行创新，并在我的工作中帮助他们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与此同时，我也试图与科技公司建起桥梁，督促他们面对社会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本着这种精神，我希望Facebook能够做到：
恭敬。Facebook需要尊重用户的权利。我记得，但却找不到，Facebook早期时候为社区制定一个众包宪法所做出的努力。当问题变得复杂，简单地说，我们应该“拥有”我们的数据，从行为到交易，从推理到外推，用户信息来自于他们所公开分享的内容。但是，对于Facebook来说，它需要向用户保证，用户理应知道Facebook了解他们什么，知晓信息如何被使用，拥有更正与删除这些数据的权利与方法。现在就开始。
诚实。绝对诚实。我认为，Facebook需要引入外部人士对其行为及其文化进行彻底的道德审查。我对于每一个新的揭露都摇头扼腕，手机电话历史记录是最新披露。在一个正常的宇宙中，一个拥有正义文化的公司能让一名员工对那些向孩子们索要性图片的恋童癖用户进行调查吗？Facebook需要挖掘并揭露那些不符合新原则与用户权利声明的内容。在未来，我建议它能够建立一种审查小组，就是那种医院与大学必须在措施开展之前检查其影响的小组。行动要快，但是首先要把新座右铭放在首位。
透明。最近有人问我，这是不是Facebook的生存危机。我不这样认为，从我所观察到的事情来看，媒体上的愤怒比公众要多的多。但要说，如果有什么东西会扼杀掉Facebook，我认为它会是Facebook的文化或者说是硅谷的文化—保密。Facebook到底在担心着什么竞争？到目前为止，它拥有社交。我认为，Facebook对用户开放并接受公众信任比保守秘密要重要。透明度必须成为这个公司的关键道德。
责任心。我一直在强调，并将继续强调，Facebook和其他平台必须认识到自己在告知公众交流、推进文明及公共领域的健康方面所承担的角色与责任。这些平台没有远离质量、权威、信誉与文明，而是被迫，通过操作来制定标准，并就哪些行为违反和哪些行为不违反这些标准作出决定。我相信他们无法单独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要去旧金山的原因，是为了与其他人合作从而建立起网络名誉与坏名誉机制，并对虚假宣传活动进行警告。
合作。在所有应该负责的领域——告知社会、鼓励文明、监控影响、共享信号与警报，Facebook应该扩大与新闻机构、其他科技公司、政府、学术界及其他可能有帮的机构的合作，这非常重要。
领导者。Facebook表示，自己正在促进拟议的政治广告提案，但是Quartz则表示，Facebook正在试图扼杀这项立法。我认为Facebook应该跨越到那些使立法无关紧要的提案前面。Facebook应该使每一条政治广告的买家及其目标透明化，从而打击其他媒体渠道和立法者。考虑到Facebook身陷入困境，并处于为某些候选人提供内容与策略的事件，可能对于这个平台与媒体公司来说，放弃扮演政治援助的角色可能更好。至少让我们讨论一下这种可能性。
道德。谷歌著名的“不作恶”禁令，正如经常被报道的那样，是创始人禁止员工们在那些可能是坏生意的商业中不做坏事。后开，谷歌将其更改为“做正确的事”。公司的领导者必须树立起一种榜样并创造一种伦理道德所希望的文化。
创新。注意，认为Facebook已经完了，它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护自己所拥有的而不再希翼更多的想法是一个巨大错误。不，Facebook的使命远没有结束。我相信，它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想象一个更完整的社区定义，以及这个社区如何使朋友与陌生人一起进行文明、知情并富有成效的对话中。我希望看到它继续创新，勇于冒险。我只想让它更加开放、负责、有原则、有道德，并且具有合作精神。
不像马修·伊格莱西亚斯所说的那样，我不相信我们能够或是应该回到一个没有Facebook、没有社交平台、没有网络的社会中。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我们需要明智地考虑这些进步所带来的好处。我们需要一起承担责任，明智地使用这些新的权力。我们需要所有平台、科技公司、媒体公司、政府以及我们每个人的努力。
原文链接：https://medium.com/whither-news/to-facebook-and-its-critics-please-dont-screw-up-our-internet-e61625b95ad1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