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是如何“攻占”整个俄罗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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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俄罗斯与酒精作斗争的历史由来已久了，酒精已经严重影响了俄罗斯人的健康。但是为什么俄罗斯政府在打击酗酒方面一直三心二意呢？本文作者STAN FEDUN，原文标题How Alcohol Conquered Russia。

一群男子在俄罗斯高加索地区达吉斯坦的偏远山村附近喝伏特加

图片来源：Thomas Peter/Reuters

想象一下一位俄罗斯酒鬼的样子：通红的鼻头，满脸胡茬，手里还紧紧地攥着一瓶伏特加，他身边有一罐半空的泡菜和一条黑面包，这三样东西混合起来就成了美味。这名男子因为喝高了而神志不清，兴高采烈地唱着歌。他的世界也许并不完美，但在喝醉了的他看来，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

如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数据，俄罗斯联邦有五分之一的男性的死因都能跟酒精扯上关系，而全球男性的这一比例仅为6.2%。Patricia Critchlow在2000年发表的文章《First Steps: AA and Alcoholism In Russia》中估计，虽然俄罗斯仅有1.44亿人口，但这么多人里大约有2000万都酗酒。

不管是在沙皇时期还是在革命时期，不管是在苏维埃时期还是在转轨时期，不管是在从社会主义时期还是在资本主义时期，酒精的角色都源远流长，不曾远离，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俄罗斯社会的角角落落。Heidi Brown在2011年为《World Policy Journal》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典型的俄罗斯醉鬼会坐在破旧的公园长椅上或火车站台阶上，抽着烟，想着从哪里再搞一杯酒来，或者自己是否还买得起酒。

俄罗斯政府多次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收效甚微：“历史上有四次这样努力……1917年以前以及苏联时代的1958年、1972年和1985年，政府都曾采取大规模措施希望解决酗酒问题。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反酒精运动之后，（俄罗斯）社会发现自己面临着更大范围的酒精问题，”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教授、首席科学助理G. G. Zaigraev在《Sociological Research》杂志上解释说。

正如Mark Lawrence Schrad去年在《The New York Times》撰文所写的那样：“克里姆林宫对酒类收入的依赖，某种程度上抵消了许多让俄罗斯人戒酒的努力。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鼓励他的臣民在国有酒馆里把钱包喝个空，以充实国库。”

Critchlow表示：“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上世纪80年代上台之前，苏联领导人很乐于将酒精销售作为国家的收入来源之一，并不认为酗酒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2010年，俄罗斯财政部长Aleksei L. Kudrin解释说，考虑到国家疲软的国民经济，俄罗斯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多抽烟、多喝酒，从而缴纳更多的税。”

近几十年来，克里姆林宫在促进酒类销售和分销方面一直具有相当大影响力，但是俄罗斯社会和酒精相爱相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

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Prince Vladimir）携全国皈依东正教，正如Brown在她发表在《World Policy Journal》的文章中解释的那样，部分原因是东正教与其他宗教不同——它不禁止饮酒。根据传说，15世纪晚期，克里姆林宫Chudov修道院的僧侣们首先沉湎于杯中物而不可自拔。但俄国作家Victor Erofeyev所指出的，“这一传说的几乎所有内容都太具有象征性：宗教人士的参与、修道院的名字（Chudov的意思是奇迹），以及它位于俄罗斯首都的现实。”Brown还写道，1223年，俄罗斯军队在与入侵的蒙古人和鞑靼人的战斗中惨败，部分原因是他们喝醉了酒冲上战场。

伊凡雷帝在1540年代建立了kabak（酒馆，生产和销售烈酒的地方），1640年代，这些酒馆垄断了全国的酒精生意。1648年，酒馆起义在全国爆发，当时三分之一的男性都欠酒馆的债。在18世纪，俄罗斯统治者开始从自己臣民的酗酒行为中获利。“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下令，如果农民的妻子胆敢在他们的丈夫自愿离开之前，把他们喝得酩酊大醉的丈夫从酒馆里拖出来，就应该鞭打她们。”根据Brown的说法，如此一来，彼得大帝还能把那些喝醉酒欠债的人安排在军队里免费服役25年。

Martin McKee在《Alcohol & Alcoholism》杂志上写道：“由于酒精可以增加税收，所以人们可以容忍甚至鼓励广泛过量饮酒。”据Brown说，到19世纪50年代，俄罗斯政府税收的近一半来源于伏特加销售。1917年俄国革命后，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把伏特加一禁了之。然而，在他去世后，斯大林（Stalin）利用销售伏特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买单。到20世纪70年代，来自酒精的收入再次占到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一项研究发现，1955年至1979年间，全俄酒精消费量增加了一倍多——达到每人15.2升。

一些人声称，大量饮酒也被用作减少政治异议的手段和政治镇压的一种形式。俄罗斯历史学家、持不同政见的Zhores Medvedev曾在1996年表示：“这种‘面向大众的鸦片’（伏特加）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俄罗斯的国有资产可以如此迅速地重新分配，国有企业可以如此迅速地转为私人所有，而不会引发任何严重的社会动荡。”在俄罗斯，伏特加一直是政权的钱袋子，这么看来，它或许也是政权的台柱子。

迄今为止，俄罗斯只有两场声势浩大的反酒精运动，都是在苏联时期进行的：一场在弗拉基米尔•列宁领导下，另一场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下。其他所有领导人要么忽视酗酒问题，要么承认存在酗酒问题，但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Critchlow写道，“在斯大林、赫鲁晓夫（Khrushchev）和勃列日涅夫（Brezhnev）统治时期，醉酒犯罪的人会被施以严厉的惩罚，但酗酒并不被视为对社会的威胁，这可能是因为那些喜欢放纵自己的领导人把喝酒看作是降低社会矛盾的安全阀。”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5月经过大规模的媒体运动宣布了克里姆林宫针对酗酒的新战争，因为酗酒已经成为了苏联继心脏病和癌症之后的第三大常见疾病。”Nomi Morris在Jack Redden写道。

这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迄今为止最坚定、最有效的计划：出生率上升，预期寿命延长，劳动力的工作效率也提高了。然而，正如Erofeyev指出的，在酒精价格飙升和国家酒精产量下降之后，一些人开始囤积糖来做私酒，而另一些人则用防冻剂等物质来毒害自己。人们对戈尔巴乔夫反酗酒运动的不满可以用苏联的一个老笑话来概括——

人们排着长队买伏特加，一个可怜的家伙再也受不了了，嚷道：“我要去克里姆林宫杀了戈尔巴乔夫！”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队伍里的人问他：“你把戈尔巴乔夫杀了吗？”“杀了他？开什么玩笑？”这人回答道，“那排队要杀他的人比这而还多呢！”

尽管戈尔巴乔夫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到苏联时代结束时，酗酒仍然是俄罗斯社会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最终的结果也令人啼笑皆非：从1985年到1987年，国营酒类商店的消费下降了数十亿卢布。当局预计收入的损失将被预计10%的生产率增长所抵消，但这些增长最终其实未能实现。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1992年废除了国家对酒精的垄断，导致酒精供应呈指数级增长。《World Health》杂志在1995年发现，1993年，俄罗斯人均酒精消费量达到14.5升，成为世界上饮酒最多的国家之一。

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酒精税仍然很低，最便宜的伏特加每瓶只要30卢布（1美元），”Tom Parfitt在2006年的《Lancet》杂志上解释说。“要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俄罗斯人成为酒精的牺牲品，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酒精太便宜了。有30-60%的酒精是秘密制造的，因此没法征税。”

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针对过度饮酒进行过批评，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i Medvedev）称俄罗斯的酗酒问题是一场“自然灾难”，但除了这些言辞，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收紧对酒类生产的监管，也没有施行任何连续的计划来打击酗酒。俄罗斯联邦首席公共卫生督察Gennady Onishchenko敦促在酒精中毒治疗上投入大量资金，以应对自1990年以来酒精相关死亡率增加了两倍的局面。他声称，禁酒和提高消费税的做法适得其反。

今天，“在俄罗斯，治疗酒精中毒的主要办法是道义劝告”，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Eugene Raikhel在《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中写道。“虽然俄罗斯成瘾治疗的许多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自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麻醉学体系建立以来，国家资助网络的整体结构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同时，Critchlow还指出，其他不太常见的治疗酒精和药物成瘾的方法包括用针进行脑部“手术”，以及通过提高体温来“煮沸”病人，目的是缓解严重的戒断症状。传统的酒精治疗方法，如“匿名戒酒会（Alcoholics Anonymous）”，在俄罗斯是可行的，但它们没有得到克里姆林宫的正式承认，也没有得到政府的资助，这使得它们非常稀缺，资金也非常匮乏。

俄罗斯东正教会也对自助计划表示怀疑。Critchlow解释说：“尽管在许多酗酒者和吸毒者中取得了成功，但自助项目‘匿名戒酒会’和‘匿名戒毒会’（Narcotics Anonymous）……在俄罗斯遭到了抵制，特别是来自医学界、政府官员和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的抵制。”她还写道，“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对自助运动表示不信任，通常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入侵俄罗斯的宗教邪教。”

2010年，教会称匿名戒酒会是“帮助酗酒者康复的有效工具”，并表示将开发自己的帮助项目。

与此同时，许多俄罗斯人仍然更喜欢传统疗法。“我去了戒酒协会，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不信上帝，他们说是凭自己的力量征服了酗酒的，这让他们充满自豪，”一位东正教信徒在他的博客上写道，“我回到了教堂，在那里，他们用祈祷和禁食征服了它。”

译者：喜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