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音乐人：小生意，大变局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音乐产业观察”（ID：takoff），作者 新仔，36氪经授权发布。
上篇文章《中国互联网音乐场景中，沉默的仍然是绝大多数》聊的中国音乐付费的残酷现实，听歌的人多，付费的人少。
文下有一位读者留言，说“现在绝大多人只听老歌”，换言之，大多数人不愿意付费是老歌已经满足他们了，不愿意为新歌付费。
这是为什么？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新歌对他们来说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实际上，从这些年来音乐内容产出上，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的趋势：分众化、圈层化、渠道化在增强，如果你不属于某个圈子或某个渠道的深度用户，你很难get到相应的内容输出。
结果就是，每个圈层有自己的明星，每个渠道有自己的红人，每种曲风有自己特定的听众群，但没有谁能够红到大众层面，获得广泛认知。
所以，那么多年过去，作品上能称得上大众知名度的歌手，仍然是二十年前的那拨，周杰伦、林俊杰、孙燕姿、五月天、王力宏……
年轻一代，都只能吸引各自圈层内的听众，而近年来蜂拥而至的大量陌生名字，无论是从直播红人还是综艺红人，无论是“云村三巨头”还是抖音群星，则基本上都只是在吃平台红利，而并没有真正深入人心。
于是乎，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评论不绝于耳，整个市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混乱”。
“混乱”背后，是一场音乐产业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而这一切，可以从一个“小生意”说起。
小生意
早前，市场研究团队MIDiA发布了一个报告，《独立音乐人的赋能时代》（Independent Artists | The Age of Empowerment）。
报告中提到一组数据，2015年以来，音乐人自发行收入快速增长：2018年，全球独立音乐人自发行收入达到6.431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了34.6%，是2015年的2.5倍。
所谓音乐人自发行，指的是没有签约唱片公司的音乐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独立音乐人”，或者叫“独立经营音乐人”），通过第三方服务商来发行和销售音乐作品。
在国外，有TuneCore、CD Baby、Distrokid和Ditto Music，在国内，各大音乐人平台都在为独立音乐人提供发行服务，另外，派歌（街声旗下的发行服务）和VFine Music等音乐服务商。
这些平台或服务商，每年都在帮数以万计的独立音乐人把作品发布到全球各大平台上，让独立音乐人的作品获得听众的同时也获得收入。
Artist Direct的字面意思是“艺人直接发行”，我翻译成“音乐人自发行”，因为这个市场是基于音乐人自发行建构的，服务都是为了配合音乐人的自发行需求，供商榷
只不过，从MIDiA的数据看，音乐人自发行市场的数据还不算大，从整个音乐市场的大盘看，6.431亿美元（约45亿人民币），仅占全球录制音乐市场的3.3%，45亿人民币看起来不少，但分配到世界各国，也没多少。
今年3月，美国的独立音乐服务商DOWNTOWN收购了音乐人自发行服务CD Baby的母公司AVL，总价2亿美元。
要知道，CD Baby号称为超过65万音乐人服务，协助音乐人们发行的歌曲超过900万首，但在资本眼里，这些数据，只值2亿美元，只有“听歌识曲”工具Shazam的1/3，音乐流媒体服务Pandora的1/15，只有环球音乐集团的1/200。
无疑，在目前的市场上，“音乐人自发行”目前还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生意”。
野蛮生长
每一个行业趋势背后，“人”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决定“自发行市场”快速发展的，正是“独立音乐人”的野蛮生长。
在传统唱片业时代，“独立音乐人”通常指游离于大唱片公司体系之外的音乐人，这些音乐人有的自建厂牌，有的签约独立厂牌，音乐作品上通常也表现出来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的个性。
所以，“独立音乐人”曾经是一个很酷的Title，并因此衍生出“Indie”这个曲风，Indie-Pop、Indie-Rock，不一而足。
互联网时代，随着个人录制门槛和发行门槛的双降，越来越多的音乐爱好者可以自己制作和发布作品，有条件的音乐人还可以组建自己的团队自我经营，表现在市场上，越来越多的音乐人选择借助互联网来自我经营。
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再依赖唱片公司，直接把歌曲上传到互联网平台上，由此带来发行模式的变革。
在中国，根据各大音乐人平台公开的数据，入驻音乐人总量将近20万人，其中网易云音乐号称7万，TME号称6万，豆瓣号称4万，虾米前两年就超过2万了，上传的歌曲数量多达数百万首。
他们中，有自己录歌上传的歌手、有签约独立厂牌的音乐人、有“卧室制作人”、有一把木吉他走天下的民谣歌手、也有一夜成名的网红。曲风上，流行、摇滚、电音、说唱、古风、古典……包罗万象。
其中的佼佼者，比如李荣浩，会被大厂牌签走，然后向专业签约艺人转型；有一部分人获得平台的力捧，比如花粥，也吸引到不少听众；个别人，如陈粒，自组团队经营也挺好，但更多人只能靠自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了。
《独立音乐人的赋能时代》认为这正是值得行业关注的地方，那么多的独立音乐人，需要关怀、需要赋能、需要有人帮助他们不断成长，需求是显而易见的，市场也大有可为。
大变局
音乐人的网生趋势，十几年前就开始了。
MySpace率先成为独立音乐人的“网络之家”，豆瓣音乐人则成为国内独立音乐人们的乐土。
草根音乐玩家们，蛰伏在互联网上的各种角落，伺机而动，传统唱片业摇摇欲坠，个人音乐创作却声声不息。
事到如今，“独立音乐人”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小众群体，已经成了互联网平台上的主流现象，只不过，这些音乐人创造的经济价值，还不足以让行业叹为观止。
2018年音乐人自发行的全球收入，也就只是环球音乐集团2018年录制音乐收入的11%。（还没算上环球的词曲版权和周边等收入）
然而，音乐人自发行市场的方兴未艾和其折射出的行业大变局，绝非几个数字可以概括——从这个平平无奇的“小生意”上，我们可以看到音乐产业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三个根本性变化：
1. 生产和发行模式的根本性变化
唱片公司花钱录音、制作、压片、宣传、销售、造星，最终形成我们所熟知的“唱片业”。
随着越来越多的音乐人有条件自己录音和发行，过去“产供销”一条龙的体系就被改变了。
因为条件限制，音乐人过去要出唱片必须通过唱片公司，就算你有条件录音，你也没条件生产黑胶或CD。
随着实体唱片的式微、互联网发行兴起，加上生产工具的进步（各种DAW前所未有的发达），音乐人对于唱片公司的依赖大大减弱，Self-Release现象已经比较普遍。
互联网和新技术条件下，对于个人而言，生产和传播已经没有太高门槛，对于很多“卧室音乐人”来说，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录音制作，制作完的作品，也可以快速发布，然后借助自己的社交网络进行传播。
音乐的生产和发行模式也由此发生了巨变。
2.音乐人和唱片公司之间的关系的根本变化
过去，音乐人和唱片公司之间属于从属关系，权利通常会偏向唱片公司，毕竟唱片公司承担产生和销售等成本。
《独立音乐人的赋能时代》报告显示，独立经营的艺人中，认为签约唱片公司重要的只有29%，已签约艺人则有52%认为重要。
于是就出现了第三方服务商。
第三方服务商可以提供比唱片公司更灵活、更人性化的服务，帮独立音乐人解决基本需求：作品发行、版权管理和相关联的收入，而且，收费比较低廉。
CD Baby的服务和收费说明
在这样的情况下，签约不再是唯一选项，就算签约，音乐人的筹码也比过去大多了。（当然，前提是你自己能先折腾出一点名气）
《独立音乐人的赋能时代》报告对独立经营艺人和厂牌签约艺人收入来源构成做的比较，从图中可以看出，两者比例相差最大的是“词曲版权”（Publishing），独立艺人的词曲版税收入只占收入的7%，签约艺人则占19%，这可以说明，唱片公司在词曲版权管理上较有优势。
以Kobalt和BMG为代表的行业第二梯队近年来一直在力推“服务型合约”，更多根据音乐人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而不再是过去的“大包大揽”。
自19世纪末，音乐开始工业化以来，音乐产业的主体发生过至少两次“让位”。
第一次是20世纪初，曲谱出版商让位唱机公司，二次是1930年代，唱机公司让位唱片公司。
如今，唱片公司正在让位给互联网公司。
《在独立音乐人为什么这多？》一文中，我曾经多次举过一个数据：
在华语音乐市场，传统唱片业时代，所有唱片公司一年的产能撑死1000张专辑，一张专辑按10首歌算，一共10000首歌，而互联网平台上的“独立音乐人”一年就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首歌曲上传。
Spotify官方数据称，每天上传到Spotify上的歌曲有将近4万首。（相当于400张专辑，当然，这是全球数据，但也够惊人了）
“独立音乐人” 的生产能力是 传统唱片公司的成百上千倍 。
尽管这些歌曲现在听起来良莠不齐，但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却是一个待开采“金矿”，只要愿意花成本去挖掘，一定会有收获。
实际上，国内音乐平台已经在做了，也有一些收获了，比如网易云音乐就在培育自己的“草根流量”。
而唱片公司现在想要挖掘新人，也得上网上去找，在这方面，互联网公司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我们看到，互联网公司正在往上游渗透，造自己的星，投资属于自己的版权内容。
更有甚者，直接入股唱片公司。
据多家外媒的报道，腾讯目前正在跟环球音乐的母公司维旺迪谈判，收购环球音乐集团10%的股份，而且还有再收购10%的选择权。
对此，Billboard的一篇文章评论称交易如果做成，将会给音乐产业造成深远影响：“有可能颠覆数字服务和大唱片公司之间现存的关系。”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