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女员工，被Google起诉，Uber到底怎么了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望月的博客”（ID：wangyueblogging），作者 望月，36氪经授权发布。

Uber又摊上事了。

上个月的时候，一位名叫苏珊·福勒 (Susan J. Fowler) 的女性工程师，在入职 Uber 第一天就遭遇技术经理言语上的性骚扰。

然而，在把聊天记录截图举报给HR之后，公司不但没有处理骚扰者，反而给予福勒威胁性的选择：要么换团队，要么继续留在本团队，但如果选择留在本团队而在年底被骚扰者打差评，公司也不会干预。

随后遭遇一系列不公平待遇的福勒最终只有选择离开，和她有同样遭遇的员工不在少数，她随后写了一篇博客文章，把在Uber经历的性骚扰以及不公正待遇等一一曝光，在硅谷引发强烈震动。

没过几天，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自动驾驶技术公司 Waymo 向美国旧金山法院起诉 Uber 盗取了他们的自动驾驶技术。其实Google和Uber在无人驾驶领域有过密切合作，而且Google还是Uber的早期股东之一，作出这样“艰难的决定”也是有原因的。

2016年8月，Uber 宣布收购专注卡车无人驾驶的初创公司 Otto，而Otto 的创始人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克（Anthony Levandowski） 之前曾就职于 Waymo ，这本来也没什么，但当一家第三方开发商将一封带有 Uber 电路板图纸的电子邮件发给Waymo时，Waymo愤怒了，因为这与自己的电路板在设计上几乎一摸一样，调查之下，他们发现安东尼在离职擦除电脑硬盘之前，将14,000 份机密文档和设计文件共10 GB 的数据拷贝到了一个移动硬盘里。

Uber创始人卡拉尼克（左）和安东尼（右）

风口浪尖上时，Uber 的创始人兼 CEO 特拉维斯·卡拉尼克 (Travis Kalanick) 用自家的软件叫了辆 Uber Black （Uber 的高档车服务），最终却和司机吵了起来。望月看了视频，其实这事有炒作之嫌，因为车主认出了卡拉尼克，在下车时抱怨Uber一直降价给自己带来巨额损失，从而引发的小小争执。

如果这只是一个小插曲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则消息绝对称得上是重磅了。

3月4日，4名 Uber 在职和和前员工向《纽约时报》爆料，称Uber用“灰球” (Greyball) 对执法部门进行大规模监控，以躲避钓鱼执法。

简单来说，Uber 会查找执法者手机编号和政府官员档案信息，将其添加到Greyball系统中去，这些人员的手机可以正常注册Uber，但基本上打不到车，要么会显示订单无人响应，要么干脆显示附近没有Uber车辆。

这样大规模的监控行为，再加上干扰执法，估计不是什么小事。

外表光鲜的硅谷明星创业公司，为何会有这么多的丑闻出现？

我想主要源自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Uber创始人和企业文化的问题

卡拉尼克向是一个斗士，倔强、激情，还常常剑走偏锋，对于一个创业公司CEO来说，这种特质在初期的确很管用，但如果这种个人品质形成企业文化之后，会带来很多问题和麻烦。

就拿性骚扰这事来说，卡拉尼克曾说过他给公司起的一个别名叫 “Boober”，因为他感觉自己特别受女性欢迎，CEO说出这样物化女性的直男癌词汇，下属性骚扰女同事就不奇怪了吧。

再说隐私保护方面，Uber看上去也不怎么重视。前 BuzzFeed 记者约哈娜·布娅 (Johana Bhuiyan) 坐 Uber 去采访，结果发现Uber纽约的总经理已经在楼门口等她了，因为他用Uber内部的“上帝视角”工具追踪了记者，而这个工具可以追踪到每辆 Uber 汽车和乘客的信息。

更有甚者，面对媒体的监督，Uber时任高级副总裁埃米尔·麦克 (Emil Michael) 私下开玩笑说要悬赏 100 万美元寻找并曝光那些反 Uber 记者们的私生活，结果录音被曝光，自然引发新一轮的讨伐，其企业文化中对隐私和法律的漠视由此可见一斑。

创始人的性格和做派对公司的影响真的蛮大，这让我联想到国内一家公司的近况，你猜是哪家？

另一方面则是特朗普执政对科技公司的影响

特普朗执政一个半月，其“去精英化”、“反政治正确”的诸多作法招来广泛抵触，Uber就是受害者之一——有超过20万人卸载了Uber。

2月初，纽约出租车司机联合会发表声明，当天晚上六点到七点之间停止接送工作，以行动抵制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然而Uber却在这个当口宣布关闭肯尼迪机场附近的“动态定价”功能，也就是说高峰期不涨价，这样在价格上就会比出租车更低。

也就是说，出租车司机罢工示威，Uber不但不参与，还降价揽客，这明显是和人民群众对着干，再加上 CEO卡拉尼克是特朗普商业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种种不满自然就发泄到Uber身上了，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删除 Uber”的活动持续进行，有超过20万人参与卸载。

最终，卡拉尼克不得不宣布退出特朗普商业顾问委员会。

新美大CEO 王兴在近期的内部演讲中提到两个有趣的现象，一是Facebook 董事会要把 Peter Thiel 赶出去，因为他支持特朗普，二是美国送餐网站 GrubHub内部发了一个邮件，要求在大选时投票投川普的那些员工离职，这两件事在以往的美国是不敢想象的，但现在真实发生了。

选择特朗普还是民众，是Uber 、特斯拉和IBM 等诸多科技公司不得不面临的艰难选择，想要两头讨好的Uber，最终可能是两头都得罪。

所以，Uber近期的一系列丑闻主要是因为创始人和企业文化的问题，而且，在当下的时局中，有可能会酿成更为严重的后果，这是Uber的问题，也是科技公司的问题，更是硅谷的问题。

keso在前两天的一篇文章中感慨，说国内的巨头们不去关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技术前沿，不去支持有潜力的新技术、新创意，却把钱大把大把地撒到快速制造寡头这种事情上，实在让人大失所望。

硅谷可能要好些，但他们恐怕也陷入了单纯追逐利益和成功，而忽视多元平等和人文关怀等，而那些试图用科技改变让人类和世界更美好的明星创业公司CEO们，或因为个人的原因、或因为时局的原因，正渐渐地变成自己曾经讨厌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