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氪领读 | 拯救所罗门,投资可口可乐初心未变,巴菲特手中的“一整副牌”

36氪领读·2017-11-17 20:47
巴菲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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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氪专门为读书设立了新的栏目【36氪领读】,筛选一些值得读的书,并提供一些书摘。希望你手边有一本称心的书,让读书这场运动继续下去。

内容简介

当巴菲特表示将要授权一部个人传记时,投资界人士几乎一致认为巴菲特致股东的信的编辑卡萝尔·卢米斯是不二人选。这对“黄金搭档”的合作时间长达50年。然而,卢米斯要求该书应该仍然遵循过往的方式。

由巴菲特自己执笔,卢米斯负责编辑。结果,巴菲特只能找了别人,而那本书就是《滚雪球》。尽管错过这次合作机会,仍不断有人催促卢米斯写一本关于巴菲特的书,这正是《跳着踢踏舞去上班》一书的来由。

本书形式上以时间为线索,用巴菲特近10万的亲笔文字为轴,系统地剖析了通货膨胀、利率、企业利润、交易费用等要素对于股票投资的影响,厘清股票、股票指数期货、金融衍生品、债券、黄金等投资品种的优劣,提供了分析整个股市的完整框架。

在这些体现思想精髓的文字之间,穿插多篇揭秘巴菲特重要投资事件的深度报道。深陷丑闻的美国运通、天赐良机的房地美、命悬一线的所罗门、猖狂一时的长期资本管理……《纽约时报》畅销榜,全球投资界公认解读巴菲特必读书。

作者简介

卡萝尔·卢米斯

《财富》杂志资深编辑,巴菲特报道方面的专家。5次终生成就奖,其中包括商业新闻领先大奖杰拉尔德·洛布奖、亨利·卢斯奖等。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最早的股东之一。几十年以来一直负责巴菲特致股东的信的编辑工作。

巴菲特的密友。巴菲特说:“除了芒格,和我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就要算卢米斯了。”

书籍摘录

巴菲特和可口可乐公司

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唐纳德·基奥(Donald Keough)与巴菲特是多年的好友,而且两人曾经在奥马哈是邻居。他们巴菲特询问了一件事:“沃伦,根据盘面的情况显示,有人正在大笔购买可口可乐的股票。那个人是不是你?”巴菲特说:“好吧,别让你和罗伯特以外的人知道这事儿。你说得对,这个人就是我。”基奥听后大感欢欣,挂了电话就告诉了自己的老板——首席执行官罗伯托·戈伊苏埃塔(Roberto Goizueta)。与此同时,巴菲特继续买入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

1987年发生的股票市场崩溃让可口可乐公司受到重创。在随后的1988年和1989年,巴菲特开始大笔购进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秉持着他一贯的著名理念:“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在别人恐惧时贪婪。”直至1994年他停止购进时,已经积累了4亿股(分拆调整后)之巨。1994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手中的可口可乐股票已占其总股本的7.8%,它一共耗资13亿美元,每股均价不到3.25美元。

总的来说,这就是两家公司美好姻缘的起点。1989—2007年期间,巴菲特一直担任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他曾使用手中的权力罢免过一位首席执行官,还否决过他认为会对公司不利的管理决策。下面是三篇摘自《财富》杂志的文章,第一篇发表于巴菲特和可口可乐公司建立关系的和平初期,后两篇则发表于双方正处于论战的漩涡之时。

世界上最好的品牌

1993年约翰·休伊

巴菲特说过:“如果能在一生中能撞见一家好企业,你就很幸运了。可口可乐基本上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好的企业了。它的产品价格极其公道,而且无人不爱,在每个国家,它的人均消费几乎每年都在攀升。没有任何产品能与之媲美。”

关于戈伊苏埃塔和基奥,巴菲特是这样评价的:“如果你拥有1927年的洋基队(Yankees),那么你唯一的愿望就是它能长生不老。只要我们的团队中有他俩这样专注的人在,我就不用担心公司的生意。即便你给我1 000亿美元,让我抢占可口可乐公司在全世界软饮料市场的领军地位,我也会把钱还给你,并告诉你,我办不到。”

可口可乐公司到底发生了什么

2000年贝奇·莫里斯帕特里夏·塞勒斯

首先,我们来澄清一下关于道格拉斯·艾夫斯特的一些谜团:他52岁,担任首席执行官刚过两年,突然辞去了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职务。事实上,他是被迫的,而且当时的压力很大。

当然,在这短暂、不快乐的任期内,艾夫斯特一直饱受争议。与他每天共事的助手在得知他们固执的老板撂挑子不干的消息后,和其他人一样大吃一惊。这位助手还透露说,12月的第一天,一个普通的星期三,跟往日没什么不同,艾夫斯特甚至还从亚特兰大飞往芝加哥参加了与麦当劳高管的例会。

可当艾夫斯特回来之后,一切似乎都改变了。直至最近消息披露之后,我们才知道,艾夫斯特在芝加哥期间,还参加了一个非常秘密的、由可口可乐公司两位最重要的股东沃伦·巴菲特和赫伯特·艾伦(Herbert Allen)召集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中,两位股东告诉艾夫斯特,对于他的领导能力,他们已经失去了信心。

在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巴菲特都隐居幕后,艾伦则与艾夫斯特就其晦涩的管理风格有过多次讨论。不过,这次却大为不同,据可靠消息称,巴菲特和艾伦,作为董事会两位重量级人物,告知艾夫斯特他们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他不应该再继续掌舵可口可乐公司了。变革的时候到了。

这次会面没有一丝一毫的火药味儿,甚至充满了同情心,而且会面没有谈及公司下一步的计划,很快就结束了。可以想象,艾夫斯特本应该抗争、反击。同样,巴菲特和艾伦本也可以在两周后的股东大会上强制通过他们的决定。鉴于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巴菲特本人控股31%)握有可口可乐公司2亿股或者说是8.1%的股份,艾伦握有900万股,这两位董事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不论会议结束时每个人心里想些什么,艾夫斯特在回到亚特兰大后的那个周日,立即召集了董事会紧急会议,宣布了辞职的决定。他的声明震惊了管理层、董事会成员、公司职员乃至整个华尔街,甚至是即将接替他的人:道格·达夫特(Doug Daft)。这位56岁的澳大利亚人此前一直负责可口可乐公司在亚太地区的运营。

价值机器

(2001年 卡萝尔·卢米斯)

巴菲特果真是重量级的人物。尽管不止一位股东反对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桂格燕麦公司,但巴菲特的影响力显然要更大一些。如果董事会上的某个提议只是“小口啃咬”股东利益,巴菲特一般不会发表言论;可如果是狮子大开口,他就不会坐视不管了。在这个案例中,他认为可口可乐公司要用股票支付的价钱实在太高,它要付出自己超过10% 的股份才能完成交易。即便从长期来看,强强联合有一定的互相促进的作用,但也没能打动巴菲特投赞成票。和巴菲特辩论,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场必输之仗,因为他太有逻辑性,也太聪明了。

巴菲特花絮

内维尔·伊斯德尔(Neville Isdell)在达夫特之后接任了可口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在他掌舵期间,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价增长滞缓,遭受了市场的冷落。下一任首席执行官穆赫塔尔·肯特(Muhtar Kent)于2008 年接手可口可乐公司,当时恰逢次贷危机爆发。

不过,在他的带领下,可口可乐公司在过去的这几年里涨势良好,到了2012 年中期,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已经涨到了每股39 美元(在1998 年的大牛市中,股价曾达到历史最高值41 美元)。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依然紧握着手中的4 亿股股票。相比于当初他们花费的13 亿美元,2012 年中期,这些股票的市值已达到156 亿美元。可口可乐公司回购股票的举措更是让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持股比重上升到8.9%。巴菲特仍然坚信这是全世界最好的企业。

命悬一线的所罗门,巴菲特在所罗门力挽狂澜

巴菲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991—1992年,所罗门公司的非法交易使自己处在了漩涡的中心,巴菲特也被深深地卷入其中。为了力挽狂澜,巴菲特不得不亲自在所罗门公司驻扎了9个月。这段时间对巴菲特言,无论精神上还是身体上的消耗都是空前的。一开始,巴菲特只是扮演着者的角色,但随后发生的事,都使他不得在“钢丝上骑起来独轮车。”

在危机到来之前,一切似乎都预示着所罗门兄弟公司又将迎来一个大丰收的财政年。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美国财政部关于5月份短期国债拍卖的调查,因为所罗门兄弟公司被怀疑策划了一次美国国债的“轧空”事件。除了这件麻烦事儿之外,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股价爬升至每股37美元,这个价格已经非常接近巴菲特38美元的行使转换权的价格。

谈到这场危机的发生,我们不妨从当时身在里诺(Reno)的巴菲特说起。里诺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子公司的两位高管选定和巴菲特共度一个小假期的地方。1991年8月8日是周四,当天下午,巴菲特抵达里诺,随即便接到了办公室的通知,当时正从伦敦飞回纽约的古弗兰希望当晚和他会谈。

思虑再三,巴菲特觉得应该不会是坏消息,因为古弗兰人不在纽约,不可能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他猜想,古弗兰可能谈成了一笔出售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需要董事会的认可。和朋友们去塔霍湖吃晚餐的时候,巴菲特还告诉大家,估计今晚会有“好消息”降临。

按照约定的时间,巴菲特离开餐桌,使用付费电话拨通了古弗兰办公室的电话。他的电话被直接转接给了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董事长汤姆·施特劳斯(Tom Strauss)和公司内部律师唐纳德·福伊尔施泰因(Donald Feuerstein)。由于古弗兰的飞机延误,所以由他们两位向巴菲特简短地汇报了正愈演愈烈的“一个严重问题”。二人以相当冷静的语气告诉巴菲特,调查发现,他们的两位美国国债交易员,包括最优秀的部门主管保罗·莫泽,在1990—1991年间,不止一次地破坏了美国财政部制定的国债投标规则。

施特劳斯和福伊尔施泰因告诉巴菲特,莫泽和他的同事已经被停职,公司即将通告监管方,并向媒体披露这件事。福伊尔施泰因接着给巴菲特读了一遍新闻稿草稿,还提及他当天早些时候与查理·芒格详细讨论了很多重要细节。新闻稿只透露一点点关于莫泽的违法行为。

然而,接下来的几天内,有一份更详细的记录被爆光了,它详尽地讲述了莫泽与他所鄙夷的财政部投标规则相对抗的过程。为了防止像所罗门兄弟公司这样的巨头垄断国债市场,1990年发布的新法规限定,每一家公司在任何一次竞标中,其竞购数额不得超过该批国债总额的35%。1990年12月和1991年2月,莫泽只通过简单几个步骤就僭越了美国财政部的法规:首先,他以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名义依法竞标35%的国债;然后在未被授权的情况下,私自私自用自己客户的名义再投标;最后,将以客户名义获得的国债再转到自己名下,而整个过程对客户只字未提。通过这一系列操作,所罗门兄弟公司最终获得了超过35%的竞标国债,这样一来更有利于打压其他竞争对手。

在那个星期四的晚上,由于旁边还有很多人用公用电话聊天,巴菲特几乎没怎么听清楚细节,也没从施特劳斯和福伊尔施泰因平淡无奇的语气中洞察到什么特别值得引起关注的信息。所以他放下电话,径直走回了餐桌。

直到周六,当他联系上芒格时,巴菲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芒格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律师,两天前他打断了福伊尔施泰因的描述,希望对方清楚地说明,草拟的“提要”中,“部分问题在4月底已经被察觉了”这一句的具体含义。按照语法来说,这句话使用了被动语态,那么被谁发现的呢?

芒格通过深入的调查发现,4月底时,莫泽相信自己的行为即将暴露,于是将2月份在国债竞标中的违规行为告诉了他的上司约翰·麦瑞威瑟(John Meriwether),麦瑞威瑟认为莫泽的劣迹“将终其结他的职业生涯”,并立即报告给了施特劳斯。几天后,他又和施特劳斯、古弗兰以及福伊尔施泰因一起商讨接下来的对策。然而,4月份过去了,5、6、7月份过去了,有一个人将实情告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这种懈怠和拖延,按照巴菲特后来的说法,“简直莫名其妙,不可原谅”,并让危机发展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即便如此,他们知道得内情还是比公众要多。在8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丝毫没有提及高管们知道些什么,又是何时知道的,公众仍然被蒙在鼓里。在与福伊尔施泰因的电话交谈中,芒格尖锐地指出这种有意的忽略。不过,福伊尔施泰因辩解说,管理层和律师团一直认为公开太多信息会危及公司的“以长债换短债的能力”,公司必须发行长债以偿还每日到期的数十亿美元的短期债务。因此,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计划是告知董事和监管方,公司管理层早就知情莫泽的胡作非为,但要避开公众的视野。芒格不喜欢这样的举措,他认为这样做既不坦率也不够理智。不过,因为自己并非“以长债换短债”方面的专家,所以他选择了息事宁人。

但当周六和巴菲特正在讨论问题时,他发现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新闻在《纽约时报》头版占据了大幅版面,所以,他们下定决心立刻将整件事的全部事实公之于众。周一,芒格将他和巴菲特的强硬的立场传达给了古弗兰的好友和其谋士马丁·利普顿,并在周三下午的董事会电话会议中详细讨论这件事。与此同时,巴菲特正与古弗兰谈话,后者同意了这个建议,因为他认为其影响无非就是“让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下降几个点”。

在周三的董事会议上,董事们听取了第二份新闻稿,其中用三页的篇幅陈述了整件事的细节,并坦承公司高层早在4月份就知晓了莫泽2月份的违法行为。然而,稿件中接下来的一句话让参与电话会议的董事们陷入一片哗然:由于“其他业务方面的压力”,所以管理层没能汇报给监管方。

巴菲特在奥马哈听到这番言论时,直言这借口漏洞百出,简直“荒唐至极”。新闻稿的措辞随后增加了这样的说法,“因为缺乏足够的重视,所以决策没能被及时地贯彻”。又一个“被动语态”的表述,虽然听起来没那么荒唐了,但仍然坚定地拒绝承认一切指责。

显然,在周三董事会议中真正有杀伤力的不是某些措辞,而是明目张胆的蒙蔽事实:古弗兰没有告诉董事会,他在前一天收到了一封来自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信,信上透露出很多不祥的预兆。信是由该银行副行长签署的,但凡读过这封信的人都知道,其真正的幕后是行长杰拉德·科里根(Gerald Corrigan)。这位身高1米9的行长很有些爱尔兰式的脾气秉性。科里根当时得知在他的眼皮底下出现这种事情,非常愤怒。

信上说,所罗门兄弟公司在投标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让人们开始质疑其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持续性业务关系”,所罗门兄弟公司在获悉莫泽事件后没能适时公开,这一管理上的失败可能会牵连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陷入“难以摆脱的麻烦”。信上要求所罗门兄弟公司就已知情况,在10天之内递交一份涵盖所有“不规范、违法以及渎职”细节的综合报告。

巴菲特后来得知,科里根希望这封信能第一时间抵达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股东手中,他相信股东在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之后会立刻考虑更换公司管理层。然而,董事会没有任何反应,这让科里根感觉自己被蔑视了。然而,事实上,董事会一直被蒙在鼓里。周末,巴菲特与科里根交谈时,他还以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只是发了一封询问详细信息的请求。直至一个多月之后,巴菲特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听到科里根提及这封信,才明确地得知了信的内容。

在巴菲特看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因为信件被忽视而大为动火,直接导致监管方几天后直接进驻所罗门兄弟公司。巴菲特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古弗兰、施特劳斯和福伊尔施泰因假装一切正常,从而向董事会隐瞒了许多重大事件。然而,与这些隐瞒相比没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信件转呈给董事会这种行为简直是可爆了“原子弹”。“或许,用接地气的说法,”巴菲特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认为,董事会与管理层穿一条裤子,一起朝他们吐口水。”

当整件事败露之后,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股价是如何表现得呢?唯一的答案是:急转直下,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从每股36美元降到了不足27美元。然而,股市的表现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问题已经让公司摇摇欲坠。到了8月15日,由于信任危机,公司的整个财务结构已经开始出现巨大裂缝。

如果一个公司过于依赖“信用”,所罗门兄弟公司已经达到极端的程度,那么将它将无力承受负面评价的打击,而所罗门兄弟公司对“信用”的依赖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巴菲特说,信用对于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意义,就如同空气之于人类:当必需的东西随处可见时,人们从不会注意到它;只有当人们失去了它,所有人才会真正理解它的重要性。

不幸的是,在公司已经成长为巨擘之后,信用却突然坍塌了。1991年8月,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资产已经达到惊人的1 500亿美元(当然还未包括资产负债表之外的项目),荣膺美国最大的五大金融机构之一。而在资产负债表右边,支撑这艘“航母”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仅仅40亿美元的股本以及160亿美元的中期票据、银行债务和商业票据。就是这总额约为200亿美元的基础资本,支撑起了1 300万美元的债务,其中大部分是1天到6个月到期的短期债务。

最严峻的事实莫过于,短期贷款机构随时都有可能弃逃。一旦他们察觉到自己的本金存在风险,它们就不会再有任何兴趣去赚取几个百分点的收益,只想尽早抽身。因此,在他们面前大谈特谈高收益只能起到反作用,只会让他们更加怀疑潜在危险的存在。此外,和其他商业银行不同的是:商业银行可以求救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或者求助于“大而不倒”的惯例,而证券公司却没有过硬的靠山去阻止对贷款机构的弃逃。

因此,在8月15日,所罗门兄弟发现自己的债权人在大逃亡。投资者一窝蜂地下达了指令,期望卖掉这家超一流的交易商和做市商的债务证券,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那距离清偿遥遥无期的中期票据。所罗门兄弟公司一直都是这类票据的做市商,但由于人们一旦买入,就不会出售,所以这项业务基本无人问津。而如今,卖家如潮水般涌入。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员只能降低报价,试图抵制这次风潮,这也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唯一选择。

事实上,所罗门兄弟公司每回购一笔这种票据,就意味着支撑自身财务结构的基础资产消融了一块。最终,在交易者购回了约7亿美元的票据之后,所罗门兄弟公司做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停止交易自己公司的证券。华尔街其他交易商也同时叫停。如果所罗门兄弟公司自己都不愿交易自己发行的证券,当然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信任他们。

当天晚上,各大报纸争相报道了所罗门兄弟公司白天所经历的超乎寻常的事件,当交易柜台的窗口猛然关闭的那一刻,就再也没有秘密可言了。古弗兰和施特劳斯通过电话和科里根进行了交谈。因为麻烦接踵而至,在交谈的过程中,古弗兰和施特劳斯都都表达了离职的意愿。

8月16日早上6:45,身处奥马哈的巴菲特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电话那头是古弗兰、施特劳斯和利普顿。古弗兰说,他和施特劳斯递交了辞呈,现在的问题是由谁来接手这个“烂摊子”。接着,古弗兰提议由巴菲特接管这项工作。巴菲特认为自己义不容辞。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在家就草草做出决定,而是先去到离家5分钟路程的办公室给《纽约客》打个电话,然后再决定。

刚到办公室,他就看到了刚刚收到的一封传真,是当天《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上面赫然写着:华尔街目睹所罗门兄弟公司遭受严重威胁;高层引咎辞职,客户纷纷因恐惧而倒戈。奥马哈时间早上7:45,巴菲特召集了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高管团队,宣布他将临危受命,直至公司摆脱困境,步入正轨。

于是,这成了当天最轰动的新闻,媒体报道称巴菲特担当此职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7亿美元的投资。这种观点实在太浅显了。保护投资安全是理所当然的,然而除此之外,他还是这家深陷泥淖公司的董事。虽然鲜有董事如此行事,但他却认为对公司所有股东都负有责任。由于他还有另一个光辉的头衔,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所以他现在需要一只手掌控自己公司的运行,另一只手为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麻烦寻找出路。

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巴菲特的年薪只有1美元,根本无须费心起草什么雇用合同。好吧,他知道这是在改变自己的人生,而且不是往好的方向。“但是总得有人来承担这个责任,”他随后说,而且自此一直这样回应外界,“按道理来说,我就是那个人。”

8月16日早上,巴菲特决定立即飞往纽约。此前,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人员曾请他待在奥马哈的办公室,等待科里根的电话,但迟迟没有等到。当巴菲特正等待科里根的电话时,股市开盘了,然而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股票却处于停盘状态。

此时,科里根的电话来了。两人通话的时间很短,寥寥数语就说完了,科里根在电话中透露,在巴菲特介入这件事之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10天”期限将会延长。由于还没读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来信,巴菲特还不清楚科里根说了什么,但是从当前的情况来看,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肯定要求披露更多信息。两人谈话结束之后,巴菲特就匆匆飞往纽约,于下午4点抵达。此时,所罗门兄弟公司已经放出消息,巴菲特将担任临时董事长,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经开始交易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股票。尽管只有短暂的“曝光”,股票交易量还是相当大的,而且股价上涨了1美元,以接近28美元的价格报收。

而巴菲特的“行程”则包括了晚上和科里根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办公室进行的会面,古弗兰和施特劳斯也一同前往。科里根严肃地说,他从未见过能够顺利开展工作的代理董事长,并警告巴菲特,不要试图动用“华盛顿友人”的关系来说服他。他还给巴菲特提了一条可怕而又神秘的建议,要为“任何结果”做好准备。

在失去了两位重量级人物古弗兰和施特劳斯之后,巴菲特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应该任用所罗门兄弟公司管理层的哪一位来担任证券部门的负责人呢?所以在8月17日,在沃切尔·利普顿·罗森·卡茨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巴菲特与所罗门管理层的10位成员先后进行了谈话。他问了他们同样一个问题:你认为公司里由谁来接管大任是最合适的?大多数人给出的答案是43岁的德里克·莫恩(Deryck Maughan),他最近刚从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东京办事处回到美国,并被任命为投资银行业务联席主管。

莫恩自己的回答却很微妙:“我想,如果你去问其他人希望由谁来接管大任,你会发现答案往往是我。”巴菲特知道古弗兰的选择也会是莫恩。因为当天他就选定了莫恩。不过,他并没有急于告诉莫恩本人和全世界,因为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董事会需要对这一决定进行表决,他们已经准备好在8月18日的星期天上午10点召开紧急会议。届时,董事们会正式通过该任命,并正式选举巴菲特为临时董事长。

如果整个监管机构在周末睡着了,那么董事会议就会成为“里程碑式”的事件。然而,事与愿违,周六,监管机构按下了“导弹发射的终止按钮”。

在8月18日上午10点之前,美国财政部给公司打来电话说,几分钟之后将宣布,禁止所罗门兄弟公司竞标美国国债的资格,不为是它是自己购买,还是帮客户购买,都不行。这给了位于曼哈顿市中心的所罗门兄弟公司总部当头一棒。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巴菲特正和古弗兰、施特劳斯等公司管理层在一个小房间内开会。在会议上,古弗兰和施特劳斯正要提出自己的辞呈。得知消息的三人立刻意识到,这是在将所罗门兄弟公司推向死路。显然,财政部的禁令不但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会让整个世界都会将该禁令解读成:美国财政部对所罗门兄弟公司判了死刑。非但如此,新闻一出,会让已经处于信用危机中的公司更加风雨飘摇,难以为继,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已经没有时间留给他们调整的时间已经不多。公司已放出消息,巴菲特将要出席在下午2:30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到时候必定会有一大群记者进行“狂轰滥炸”式的提问。更糟糕的是,洪水猛兽般的全球市场将彻底击垮摇摇欲坠的所罗门兄弟公司。日本股市将在美国时间的下午开盘,接着是伦敦,然后是纽约。坏消息如同瘟疫一般,将从一个市场蔓延到另一个市场,其中心内容就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信用已经丧失殆尽。对于一个万分依赖信用的公司来说,恐怕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有打击力的了。单就这一条坏消息,就能让整个公司毁于一旦。

就在这个小房间里,在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巴菲特和他的同僚们聚集在一起商量对策。他们认为眼下有三种选择。第一,劝说美国财政部撤销或者至少修改禁令。第二,佯装坚强,斗志昂扬地去游说,期望全世界能够买他们的账,或者换个词儿,谎言,用谎言换取他们的信任。第三,宣告破产,实施清算。死也要死得光荣,将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尽量公平地偿还所罗门兄弟公司债权人的损失。

第二个策略还没成形就被大家否决了。另外两条则继续接受大家的讨论。这也就意味着公司需要请破产清算律师到场。于是,沃切尔·利普顿·罗森·卡茨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团队被请到公司,研究如何执行一家庞大的国际化证券公司的破产程序。

对于巴菲特个人来说,这就像一场梦魇一样困扰着他。按照职责要求,巴菲特没有理由卷入这场风暴,但他还是临危受命。他告诉自己:他是来拯救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而不是帮助它完成破产清算的繁冗程序的,能做这项工作的人大有人在。

因此8月19日一大早,巴菲特就决定,如果走上破产程序,他会拒绝当公司的掌舵人。尽管他知道自己的退出会被视为对漏水的巨轮的彻底放弃,甚至更糟的是,会被指责为致使巨轮最终沉入大海的重要原因,但无论如何,他都不能以自己的名誉为儿戏,让别人以为,自己依靠董事长的身份,在破产清算中偏袒伯克希尔·哈撒韦。巴菲特一直告诫自己的三个子女,人们穷尽一生去维护的名声,却只需要5分钟就能让它彻底粉碎。整个周日下来,他感到自己正在无限接近这5分钟。

不过,上述决定并没有影响他在第三个选择上所做的努力:试图劝说美国财政部改变它的禁令。巴菲特分配给自己的任务是,致电美国财政部,并请求与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谈一谈,但美国财政部的电话一直处于占线状态。然而,当巴菲特终于千辛万苦地和美国财政部的发言人通上话时,财政部的禁令已经人尽皆知,成为街头巷尾讨论的热点了。

巴菲特终于联系上了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二人两人相熟多年,从没料到会在这样一个周日的早上,在电话里为问题发生争辩。当巴菲特向他提及修改财政部的禁令时,布雷迪提高了声调,略显激动和愤怒。巴菲特则直抒己见,告诉布雷迪,所罗门兄弟公司不会配合美国财政部的禁令,而且公司已经请来了破产专家,正在准备破产程序的所需材料。巴菲特着重强调了所罗门兄弟公司结构的庞大及其遍及全世界的业务。他预言,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破产将是灾难性的,其“多米诺骨牌”效应会波及全世界,尤其会对依赖即期付现业务的金融体系产生毁灭性的打击。

“末日降临”的情节并不是特别容易理解。布雷迪对此表现得非常友好、动情,但他还是觉得关于破产和金融系统崩盘的言论有些耸人听闻。让巴菲特倍感安慰的是,布雷迪并没有终止对话,相反,他还打了不少电话,给了巴菲特不少反馈。每通电话,巴菲特都试图让布雷迪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他们必须合力让这列疾驰向深渊的列车赶快停下来。一旦人人都意识到这是个不应发生的惨剧,那情势就可能会被逆转。在和布雷迪对话的某个节点上,巴菲特的苦恼和无助凝结成了一句话:“尼克,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

下午,科里根的电话让局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正是科里根告诉巴菲特要为“不测风云”做好打算,而又是他的态度致导了美国财政部对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禁令。不过,这次科里根听得很认真,似乎真得是在思考所罗门破产以及巴菲特辞职的影响。科里根在电话里头跟布雷迪以及另一位监管者说:“有些事情我们之间最好先商量一下。”

巴菲特回到会议室,和其他几位董事一起等待新闻发布会的开始。在六层的大厅里,超过100位记者和摄影师聚集在那里,笔者我也在其中,等候即将于2:30开始的新闻发布会。

就在两点半,财政部长的助理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给巴菲特打来电话,宣读了一份财政部的最新决议。这项新决议就像是给也可以说是所罗门兄弟公司“半个面包”,也可以说是“2/3个面包”所罗门兄弟公司自己申购国债的禁令被解除了,不过,它被禁示为客户申购国债。“这样满意了吗?”鲍威尔问道。“我想,是的。”巴菲特回答说。

于是,董事会立刻选举巴菲特为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临时董事长,莫恩为首席执行官。巴菲特找来了莫恩,对他说:“你也被套牢了。”然后两人共同步入新闻发布会现场,此时是2点45分。

开场白相当突然:“我是沃伦·巴菲特,今天下午被选举为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临时董事长。”几分钟之后,他拿出刚刚收到的美国财政部通知,大声宣读起来。读罢,听众席的后排响起了几声不太响亮的欢呼,这条救命新闻点燃了公司员工的希望,他们匆匆奔走相告。接下来,巴菲特接受了记者长达两个小时的“狂轰滥炸”般式提问。“你要频繁穿梭于纽约和奥马哈之间,您能应付得了吗?”他立刻幽默地回应道:“我妈妈把我的名字缝在了我的内衣上,所以不会米路的。”

到了8月20日,关于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报纸头条并没有刊出“死刑”这样的字眼,而且他们的口风还有了些逆转的迹象。公司的股票如期开盘,交易也正常进行,收盘时下跌了大约1.5个百分点。

如果巴菲特再说起与美国财政部的那段往事,尽管它的政策的反复让人像坐着过山车,但它还是非常及时的,今天财政部表演的相当于给所罗门兄弟公司注了一剂强心针。局势的反转从当天下午的2点30分开始,全能的监管机构,美国财政部向市场释放了信号,他们认为所罗门兄弟公司没有太大的问题。要不是有这样的信任背书,那么周一的债务市场就被迫自行判断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商业信用问题,如此一来,它就必须依靠上天的启示来得出结论了。

正如世人所见,所罗门兄弟公司从那个周末复活了,并以超强的耐力步履蹒跚地挺过了接下来艰难的几个月。在此期间,他们的临时董事长通过大幅缩减资产负债表来减少杠杆,与银行交涉所罗门兄弟公司急需的贷款。当然,在一切工作中,重中之重还是要设法使上述所为可以使所罗门兄弟公司避免因莫泽的违法行为(莫泽承认了他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欺诈行为之后,被判入狱近4个月)而可能遭受的起讼。最后,公司向监管及司法机构支付了2.9亿美元,终于彻底了结了这一纠纷。这个数字反映了巴菲特尽一切努力与上述机构合作的成果。

在平息这场风波中,不得不提的一位重要人物是,常常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工作的加利福尼亚律师罗伯特·德纳姆(Robert Denham),巴菲特把他拉到所罗门兄弟公司担任全职工作。1992年5月,在所罗门兄弟公司面临的严峻局面得到缓解之后,巴菲特回到了奥马哈,德纳姆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新任董事长以及股东权益的新的监管者。在所罗门兄弟公司被旅行者集团以90亿美元的价格兼并之后,德纳姆的目光又瞄准了别处。

在这90亿美元之中,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所占的比重有多少?大约17亿,不过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收到的部分旅行者集团的股票,将会转到给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可转换债券持有者的的名下。当然,你可能不想知道这其中复杂的情况,也不想深入分析巴菲特在所罗门兄弟公司股票上运用什么技巧。不过,你需要记住这点:所罗门兄弟公司是以每股价格约为81美元的估价换成旅行者集团的股票的。稍微对比一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1987年以38美元实际价格购买的所罗门兄弟公司股票随后有以稍高的价格加仓,两者平均成本为48美元每股。

简而言之,1987年巴菲特预言所罗门兄弟公司这笔投资不会成为“三垒安打”,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另一方面,这笔投资也不能算是“三震出局”。“我得说我们获得了一个意外安打,”巴菲特说,“不过是在前两棒落空后击出。”

要总结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得与失实在非一朝一夕的工夫,在此,巴菲特用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话“一言以蔽之”: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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