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顺风车事件之后的冷思考

编者按：本文作者刘远举，专栏作家，多家智库研究员，关注时政、财经、IT。作品见于中外媒体。36氪经授权转载。

温州顺风车事件之后，已有半月。在此次悲剧中，滴滴当然是有责任的。客服流程不合理、应急响应滞后、产品社交化等等。对此，滴滴也提出了自建8000人客服团队，上线一键报警等后续整改措施。不过，在事件逐渐淡出舆论之际，更重要的是，为了中国人长久的，可持续的安全出行，有必要谈谈不那么迎合情绪的冷静思考。

公共服务的提供者or监管者

虽说舆论中已经淡出，但实际上后续进展并没有停下来。目前，已有北京、天津、南京等十几个城市监管部门对滴滴网约车平台进行了约谈，并提出整改要求。9月5日，交通部牵头，联合相关十个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来到滴滴公司，“进行入驻式检查”。

对此，滴滴官方的回应是“非常感谢检查组进驻滴滴，滴滴将积极认真配合检查组各项工作”。此前，滴滴也提出了“一键报警”、全程录音、自建客服团队等措施。所以，这种检查是有必要的，不过，回顾中国出租车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这种检查的确很特殊。

在过去数十年，中国出租车行业一直存在“打车难、服务差”的现象，也屡发司机强奸、杀人案件，但是，从来没有一家出租车公司，因为司机个人刑事犯罪而遭到舆论同样的质疑与监管部门的入驻式检查。

就在去年3月，青岛邵女士和不满五岁的儿子在乘坐出租车的路途中，被司机用钝器砸死。目前，凶手已被判处死刑。不过，对于赔偿问题，凶手明确表示“自己家没有钱，要给家人留钱”，而司机所在的出租车公司，并未主动做出任何形式的道歉说明和补偿，并声称公司是国企，无法做出赔偿，甚至连一个解释或道歉的电话都没有。但即便这样，监管部门与舆论都风平浪静。9月8号，青岛受害者家属发了一个长微博，转发仅仅8个。

当然，客观来说，一方面，新技术产生的平台具有全国性的规模，极大的降低了监管的成本，使得监管部门直接进入企业，就可以掌控全国业务。但是，另一方面，每一个地区都有一套完整的政府机构，监管着当地的出租车公司，但多年以来，类似母子同时被杀的惨案很多，却从没有发生过这种入驻式监管。所以，这种监管与其说是因为成本上得以实现，不如说是因为动机上足够强。

大平台的出现，使得政府部门的责任能够被一定程度上转移为企业责任。

中国人在维权的时候，倾向于大平台承担更多的责任。比如在时下新兴的共享汽车中，当发生车祸时，受害人往往是放过有过错的驾驶者，而要求共享汽车平台赔偿。这是中国老百姓基于中国当下法治不完善的变通的中国式处世哲学。

与此同时，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相关机构，很容易得到舆论有意无意的原谅或忽略。于是，所有的安全要求、公共服务要求，都“理所当然”的指向了企业。毕竟，这是媒体与舆论追逐热点时能批评的对象。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白色餐盒，买的是餐馆，用的是食客，负责监管是塑料制品政策、垃圾回收体系，但最后，舆论指向之下，美团与饿了么背锅。这就是公共服务向企业的转移。这种状态下，入驻就有了责任划分的作用，原本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监管者，现在变为了仅仅是公共服务企业的无责的监管者。

安全or合规

这种检查的另一个效应是，顺风车的安全问题与整个网约车的合规问题混为一谈。简单的说，安全问题，必须解决，但也不能由此掩盖，轴距、车价、户籍制度的行政许可方面的问题。

以青岛为例，青岛则在车距、排量上设置了“事无巨细”要求，如要求轿车车长不小于4800毫米，车宽不小于1800毫米，车高不小于1450毫米，发动机功率不小于100千瓦,综合工况油耗不高于8升每百公里。又要车大，又要车排量小，而最终，排量大小又与安全有什么关系了？上面这些规定，哪一条可以帮助避免温州顺风车惨案呢？显然，强调轴距、车型、户籍、这一类的合规要求，不但违反上位法，实际上也与安全关系不大。

9月4日晚，滴滴宣布启动安全大整治，在9月8日至15日期间，停止23点至第二日早上5点的所有网约车服务。这一消息引发了用户争议。有人认为是故意停止服务，对抗舆论。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现在，全国有3400多万辆活跃着的网约车，但是，在轴距、户籍、车牌，甚至奇葩的网约车资质考题之下，全国合规的网约车才34万辆，仅占整个网约车的比例才1%左右。若真的按照合规执行，那就不仅仅是晚上没有网约车，而是全体网约车供给缩减99%。

所以，不能借安全的刀，杀“轴距、户口、本地车”这个人，而是应该遵循行政的最小代价原则，从那些代价小，对供给影响小，对安全提升大的方向去想办法。

监管or合作？

这个办法一想，就会指向监管部门自己。安全问题，是一个系统的社会问题，需要各部门与滴滴通力协作才能解决，而不能仅仅是问责的姿态。李克强总理多次提到“放管服”。简政放权，降低准入门槛。 公正监管，促进公平竞争。高效服务，营造便利环境。显然，良好的治安，安全的出行，不仅是政府部门服务企业，也是服务人民群众的题中应有之义。

实际上，此次激烈的舆论中所有群策群力提出的措施，都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合作。比如，此次说得很多的“前置筛选”。哪些指标能反映一个人的安全程度呢？无非年龄、收入、学历、工作单位、是否犯罪、婚育情况、交通违法情况、是否有房产、借贷记录。那么，这些数据哪里来？这就涉及到到公安、民政、教育、人民银行、不动产登记等多个政府系统。没有这些系统的协作，平台又拿什么去筛选呢？

再比如，大家热议的，此次也会上线的“一键报警”。当把车牌、路线、定位、司机信息传到110处，然后呢，该怎么办？显然，会有很多误报，那么，警察该怎么处理呢？如果不是误报，警察能否做到及时出警？

这些措施，仅仅依靠滴滴是实现不了的。但是，爆炸式发展的“互联网+”的暖风吹得中国人有些陶醉，错把“互联网+”当了政府，老是寄希望于手机上做文章，希望程序员解决一切。但是，手机不是变形金刚，我们不能忽略、忘记那些实实在在的力量。

警察分布在各个地方，可以及时接警，有摄像头、巡逻车、拦截、布控、检查站、朝阳群众等辅助，能力大得多。我们放弃掉自己的自卫喷雾，给了警察这些权力，这些能力。

比如，温州顺风车惨剧中，第一次接警的警察，并没有按程序办事。这些问题，虽然媒体都语焉不详，但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应该被忽略。所以，需要建立快速有效的报警机制，以及救援。再比如警察在出城方向的主要道路设立检查站，检查顺风车，以及其他可疑车辆。伪造了车牌，携带凶器、这些滴滴无法控制线下行为，都会在检查站露馅。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同样的，政府的行政能力也是有限的。用在了这个地方，就不能用在那个地方。那些在火车站、飞机场查网约车的合规的人，其实，本应该在各大城市的出城检查站，检查可疑的司机与乘客，确保人民群众的安全。

所以，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滴滴，也有相关的部门。比如青岛惨案中，接警派出所拖延半个小时后告诉受害者家属，这件事不在他们所管辖区内。亲属们只能三个人不停依据受害者最后发来的信息寻找地点。这就如同温州案件中，受害者的朋友反复寻找车牌。

不难发现，当有关部门仅仅站在问责的角度时，这些措施，不但无法落地，甚至无法被提出。所以，监管部门应该是合作的姿态，而不是把滴滴在主观上定义为故意，以敌对，检查、道德谴责的姿态来交流。监管部门与所管企业的交流，应该本着依法治国的理念，在法律框架内依法行政，诉诸道德这件事，交给舆论就好。

“互联网+”的公共责任风险

当中国的公共服务责任，在舆论中都指向企业之后，市场仍然会尽力满足这个需求。实际上，不管是购物还是出行、订票平台，都提供了比传统业态更高的保障。不过，虽然如此，市场毕竟有失灵之处，这意味着市场解决这类问题是低效的，高成本的，这些领域本应是政府发挥力量的地方，而平台来完成整个公共服务是低效的。

一个更良好的公共服务环境，可以减少这个环境中所有企业，所有人的成本。这正是法治的精髓所在。比如，让一个安全的轴距短一点的车合规，就能替代掉一个轴距合格，但性格不那么安全的司机。这不仅能够提高安全，也能减低成本。

但是，这一幕没有出现，相反，滴滴未必是最糟糕的平台，但猛烈的声讨，不但掩盖了出租车公司拒赔的事，而且，舆论与合规压力之下，供给量也会大幅度下降，打车会更难。这就又一次印证了中国当下的一种奇怪的社会现象：每一次激烈的舆论撕裂之后，本该承担责任的人，丝毫不会被触动，整体公共利益，没有增进，反而，相当于又一次确认，这些责任没人负责，最终，造成公共利益的进一步损失。前段时间，异烟肼毒狗，一场全民呼唤私刑之后，到底谁该负责呢？没有答案，只有中国这个丛林中继续着“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客观的说，中国的“互联网+”政策是卓有成效的，中国已经从“Copy to China”(拷贝到中国)到“Copy from China”(从中国拷贝)。但是，对于创业者来说，平台的潜在的，可被转移的公共责任，恐怕是今后一个避不开的潜在风险。